二
    “在工业化进程中铁路是最重要的”（注：John A.Krout,ArnoldS.Rice,United States Since 1865,New York:Barnes and NoblesBooks,1977,PP.48-50.）。联邦政府对铁路的赞助形式主要有两种：赠予土地和给予贷款。国会总共调拨了1.75亿英亩公地，铁路公司实际获得1.31亿英亩（注：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3页。）。各铁路公司获得土地后，纷纷成立土地公司抛售土地，每英亩平均价格高达4至5美元（注：莫里森等：《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各铁路公司因此获得巨额收入。在赠予土地的同时，联邦政府还给各铁路公司以巨额贷款。1862年国会通过立法，授权联邦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平原地带每英里获得贷款16000美元，高原地带32000美元，山脉地带48000美元（注：John A.Krout,Arnold S.Rice,United States Since 1865,New York:Barnes and Nobles Books,1977,p.47.）。1865年到1890年，联邦政府的赞助总数（包括政府赠予土地的价值在内），达15至20亿美元，占这一时期铁路全部投资的10%或15%左右（注：沙伊贝等：《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除以上两种主要赞助方式外，降低路轨的进口关税，也是联邦政府对早期铁路事业的一种支持，仅此一项就为铁路节省了6000万美元的投资（注：张芬梅：《交通运输与近代美国经济》，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州和地方政府也对铁路进行了大量赞助，例如收购和担保铁路公司发行的长期债券，对铁路免税，为铁路提供终点设施以及赠予土地和现金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铁路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到1890年，美国已拥有了全世界铁路总里程的1/3（注：Robert Kelley,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Past,NewJersey:Prentice Hall,1990,p.389.），“到1902年，铁路线几乎已直接通过或接近全国所有的大小村庄”（注：张芬梅：《交通运输与近代美国经济》，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随着火车头向日落的方向急驰，滨于大西洋沿岸的工业中心逐步西移。从1860年到1870年，密苏里、艾奥华和明尼苏达三州的工业产值增加了2倍，20年后又翻了两番。正如马克思所说：铁路是“现代工业的先驱”（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0页。），西部工业的发展决不可估低铁路的大动脉作用。然而，它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运费率高和运输歧视、差别对待等。在铁路运费的盘剥下，西部大量中小农场主纷纷破产，对铁路运输实施管制势在必行。
    70年代西部各州开始了管制铁路的尝试，制定了所谓格兰其法律，规定了铁路和其他某些公用事业的最高收费率。1886年，最高法院在沃巴什铁路公司案件中否定了其管制权。州政府管制铁路的失败使联邦政府不得不承担了这一责任。1887年，联邦政府颁布《州际贸易法》，该法规定：一切运费必须公开、合理，短程运费不得高于长程，禁止运费歧视和回扣，不得成立运输、市场同盟，违者处以罚款。《州际贸易法》的制定开创了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先例，为联邦政府管制某个特定的经济部门，乃至管制整个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1890年和1914年，国会分别制定了《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将限制和减少竞争、企图垄断的公司及其实行的价格差别对待、订立销售合同、购买竞争者的股票、大公司之间的联锁董事会等经营活动宣布为非法。这些法律对于防止垄断势力过于膨胀，保持国内的商业竞争和维持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市场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增强本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优势，有效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美国政府在整个19世纪奉行了一条保护主义的高关税政策原则。
    早在汉密尔顿当财政部长时，他就建议国会通过一种关税来保护新建立的工业。1789年，第一届联邦国会通过的第一个关税法对包括65种工业品的81种商品征收进口税。第二次英法战争结束后，关税屡次升高，到了1828年，关税便上涨到了第一个极限。根据该年法令，羊毛进口税提高到50%，毛纺织品、棒铁的进口税也都大幅度上升（注：《美国制造业史》第1卷，纽约1929年版，第278-279页。转引自张友伦等《美国工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页。）。1828年关税是内战前的最高税率。由于高关税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而，也称为“可憎的关税”。
    由于在不断提高平均关税的同时，又降低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商品的进口税或免纳进口税，如前文提到的降低进口铁轨的关税，又如1894年《威尔逊--戈曼关税法令》规定羊毛、铜和木材均被置于免除关税之列等等，“正是由于同时享受了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才促进了美国史无前例的发展与惊人的繁荣”（注：布莱恩：《国会二十年》第1卷，第211页。转引自福克纳等《美国经济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4-65页。）。
    19世纪的美国，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商业也因制造业的发展而日益繁荣，美国政府的货币、银行制度为这种繁荣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汉密尔顿的财政改革和第一合众国银行的建立，结束了财政金融紊乱状态，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信贷业的扩大。1835年1月8日，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偿还了全部国债（注：余志森：《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内战期间，联邦政府为了动员社会资金支持巨额战费，颁布了“国民银行体系法”，使州银行纷纷转变为国民银行。1865年领取执照的国民银行达129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的75%（注：罗伯特。C.普兹：《美国经济史》，德赖登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页。转引自杨生茂、刘绪贻《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国民银行体系使“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通货”（注：Glenn Porter,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0,Editor I,p.78.）。
    19世纪60、70年代，由于金矿开采很多，以致金币价格就白银而论比过去低，美元银币的拥有者便把银币熔化成白银供商业出售。国会据此于1873年废除了美元银币，只制造小面值的法定银币，从事实上结束了复本位制，置国家于金本位。而1890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令则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金本位制”。该法授权财政部每年收购5400万盎司白银（大约相当于布兰德--艾利森法规定数额的2倍）以铸造美元银币，付给采矿者以可以兑换“黄金或白银”的法定纸币。虽然后来政府官员只许用黄金赎回全部国库券，但国库在1893年以前一直存在足够数量的黄金保持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把纸币发行额或银行存款额限制为黄金储备额的某个法定倍数，从而保障固定资产的持有者的利益和工商界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