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直接派遣重兵参战，取得重大战果；为盟军提供反攻基地和大量后勤支援；加强盟国的团结和国际反侵略力量。促使澳大利亚参战的原因有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压力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更主要的是它在外交国防方面仍受到英国的影响和支配。同时，二战也对澳大利亚的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浩瀚的海洋环绕澳洲大陆，为这块大陆上唯一的国家--澳大利亚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而且，澳大利亚远离欧美诸强国，很少卷入棘手的国际争端，似乎应与战争无缘。但是，虽然直到今天仍未曾有敌军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但是这个国家却参加了本世纪历次主要战争。二战也不例外，在纳粹德国侵入波兰后的第三天（1939年9月3日），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向全国人民宣布：“英国业已宣战，因而澳大利亚也进入战争状态”。①
    关于澳大利亚参加二战的原因、它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二战对它的影响等问题，国内学术界和其他方面似乎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本文拟就以上三个问题作系统的探讨，澄清一些不够明了的看法。
    一
    当二战的战火在欧洲燃起时，澳大利亚并未作好充分的参战准备。澳军总兵力仅9万余人，其中8万名属非正规军编制的民兵。②所以，澳大利亚宣布参战后，并没有立刻向前线派出大量的参战部队。这种被动局面是由其在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失误和混乱造成的。
    首先，澳大利亚在外交上缺乏独立性，对外交事务不够重视，其外交政策的取向严重依赖英国。澳大利亚联邦于1901年成立后，其外交事务仍由英国掌管。与其他英国的自治领一样，澳大利亚亦无权与其他国家直接进行外交谈判。一战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澳大利亚以主权国家的身份派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加入国际联盟。英国议会在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宣布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自治领拥有全部主权，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根据该法案，澳大利亚获得了决定其外交事务的全权。然而，澳大利亚并不急于从英国手中接管这些权力，澳议会迟迟不正式批准《威斯敏斯特法案》。直到1935年，由两名官员组成的外交部才从总理府中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而且，澳大利亚仍没有向其他国家派驻自己的外交使团。在整个30年代里，澳大利亚仍然听任英国代理其外交事务。因此，正如一些澳大利亚人当时所指出的那样：“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在伦敦，而不是在堪培拉决定的。”③
    其次，澳大利亚削减军备，忽视国防建设。澳政府认为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敌人几乎不可能入侵，同时它相信英国海军足以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因此，斯卡林总理在1929年10月31日宣布废止强制军训制。接着，大萧条又给澳大利亚的国防建设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三军军费被大幅度削减，军备工作停步不前。到1933年初时，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平降到了20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在1931年和1934年大选中，参加竞选的各方都忽略了国防问题。④这表明，政治家和选民的国防意识已相当淡薄。
    再次，澳大利亚政府在对待30年代发生的历次侵略事件和危机的问题上态度暖昧，盲目追随英国的绥靖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斯卡林政府保持沉默。执政的工党左翼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E·J·沃德在议会发言：在任何情况下，澳大利亚人都不应为争夺中国市场的战争献出生命。⑤政府中还有人希望日本陷入侵华战争，从而使它无暇南下。1932年冬，统一党政府中的一名新阁员R·G·凯西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形势”的讲演。他在讲演中对日本只字未提，同时称“由英法德组成的三角”是“世界的中心”。⑥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遭到澳大利亚各界的谴责，但澳政府却担心激怒日本，因而决定不采取任何使日本感到不决的行动。而且，政府还以强硬措施对付抵制日本的活动。1938年夏，坎布拉港码头工人拒绝将生铁装上开往日本的船只，政府就对此进行了干预。
    对发生在亚太地区以外的侵略和危机，澳大利亚的反应也十分谨慎，担心世界大战再度爆发。1935年10月，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澳政府迟至次年9月才宣布对意实行名义上的“制裁”。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澳大利亚虽然因此而逐渐关注国际事务，但决定不支持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为表明其不偏不倚的立场，澳政府在1938年拨款3000澳镑，用于救济内战中双方的受害者。1938年，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澳政府积极地敦促英国采取行动，说服捷方答应希特勒的无理要求，并支持同年9月30日达成的慕尼黑协定。⑦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决定参加二战的原因何在呢？
    第一，澳国内反对侵略、要求加强国防的呼声给政府造成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从30年代中期起，朝野各界对政府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统一党政府内的卫生部长W·M·休斯在1935年出版了《澳大利亚与今日的战争--和平的代价》，严厉抨击政府的国防政策。他写道：“在一个武装到牙齿和疯狂扩充军备的世界里，澳大利亚的国防水平处于过去25年中的最低点。”因此，休斯“要使澳大利亚人民认识到这个国家因其极度薄弱的国防而面临的危险”。莱昂斯总理循例要求休斯辞去部长职务。但在4个月后，休斯重返政府，并于1937年10月出任外交部长，表明休斯的立场已逐渐为政府所接受。在野的工党领袖斯卡林反对孤立主义，抨击政府的“集体安全”政策，主张加强军备。工党尤其重视扩充空军，认为空军的防卫作用明显。知识界也指出战争的危险性越来越大。1937年，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S·H·罗伯茨在其撰著的《希氏宫殿》中告诫道：除非希特勒改变其信条，否则“战争不可避免”。⑨1935-1939年出版的论述国防问题的书籍和小册子比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34年出版的同类出版物总和还要多。
    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备战工作的必要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逐步升级，对东南亚和澳大利亚形成威胁。因此，澳大利亚感到有必要加强自己对付侵略的实力。关于这一点，统一党和工党的意见相同，但在策略上各有侧重。统一党认为澳大利亚仅靠本国的力量击败侵略者是不可能的，必须得到英国的保护和支援才能确保本土的安全。统一党政府决心参与英国在远东的防御体系，将军队派往新加坡，这是当时澳大利亚在海外的唯一驻军。在军队的指挥方面，澳大利亚也严重依赖英军。二战爆发时，澳大利亚陆海空三军均由英国人指挥。工党则主张依靠自己的力量抵抗侵略，认为过分依靠英军会使澳大利亚受其左右，卷入欧洲战事，而且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英国势必无法分出重兵保护澳大利亚。澳军方领导人也对英国在远东的防务能力表示怀疑。⑩因此，澳国防开支从1934年起逐步增加，1937年时恢复到了大萧条前的水平，此后几年的增幅进一步扩大。
    第三，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仍受到英国的影响和支配，其本身的选择余地微乎其微。简言之，只要英国参战，澳大利亚也必定会随之参战。在30年代里，澳大利亚紧随英国行动，英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几乎等于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除上述所引事例之外，英国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放弃绥靖政策，澳大利亚政府立即作出相应的政策改变。莱昂斯总理在1939年3月底公开发表谈话：绥靖政策不会带来和平，只有制止侵略国家的行动才能得到安全。（11）1939年4月接任总理的孟席斯是绥靖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在英国对德宣战后，他也无可奈何地跟随英国参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