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二战期间，除了北方城市达尔文遭到日军轰炸和一些船只在沿海被击沉击伤外，澳大利亚本土并未受到战火的直接重创，但是澳大利亚作为二战的参战国，举国上下深受战争的影响。
    在国内事务方面，战争的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工业化。战争中，澳大利亚各工业部门迅速建立和发展，大大加强了工业化进程。战后，具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业转产民品，生产技术和配套条件得到改善，工厂的就业人数从1939年的55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75万人。其次，联邦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战时为协同对敌作战，议会授予联邦政府一系列新的权力，同时削弱州政府的权力。战后，联邦政府牢牢控制了全国的财政大权，保留征收所得税的权力，州政府只能从联邦政府得到定额津贴作为补偿。而且，联邦政府通过国有化，增强了对经济的控制，并在调解劳资纠纷方面也扩大了权限。第三，对国内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新的移民政策。战时，澳大利亚深切感受到人口稀少的不利之处，而仅靠人口的自然增长远不能满足本国国防和生产上的需要，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从国外引入移民。为此，联邦政府于1945年增设了移民部。移民部长卡尔韦尔表示：“如果我们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正当的地位，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国家今后的安全有保障，就必须用自然增殖和计划移民的方法使我们的人口大量增加……我们孤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23）他提出的移民计划所设定的目标，是每年吸收移民的数量为当年全国人口的1%，即7万余人。为吸引移民来澳，澳政府主动与欧洲各国政府和国际难民组织进行商谈，达成一系列资助移民来澳的协定。1945年3月，澳大利亚与英国达成的协定规定每位移民自付10英镑旅费，基余部分由两国政府分担。其后，澳政府又与荷兰、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欧洲国家签署了类似协定。另根据与国际难民组织达成的协定，澳大利亚每年接纳12000名难民，旅费由澳方支付。在1947年至1952年间，共有70余万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其中英国移民占一半左右。（24）澳大利亚史学家博尔顿认为，这项新的移民政策也许是联邦政府在这时期对澳大利亚的未来所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25）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澳大利亚坚持奉行“白澳政策”，这一时期进入该国的移民基本上都是欧洲白人。
    在国际事务方面，二战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战争中形成的澳美友好关系成为澳对外政策的基石。澳政府认为“如果在东亚和太平洋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支援对保卫澳大利亚是不可缺少的。”（26）而战争中的经验表明，英国的保护是靠不住的。1951年9月，澳大利亚避开英国，与美国和新西兰签署了《澳新美安全条约》，建立起新的军事同盟。而且，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澳中关系也受到美国的影响和制约，澳大利亚没有仿效英国迅速承认新中国，而是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才与中国建交。
    其次，澳大利亚对外关系的重心开始转向亚太地区。作为一个亚太地区的国家，澳大利亚更加关注本地区的安全和发展问题。1954年，澳大利亚积极响应美国提出的筹建东南亚军事联盟的提议，与美、英、法、新、菲、巴基斯坦等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次年成立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中，该组织是对付共产党国家的又一条“战线”。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亚洲共产主义是对它的最大威胁，因此，“澳大利亚看来有充分理由要帮助遏止共产主义在南越、泰国、马来半岛的蔓延。”（27）同时，澳在利来提议富国出资帮助东南亚国家，加强与它们的关系。1950年1月，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一项计划，要求参加这项计划的富国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技术和教育方面的援助。这项计划被与会的英联邦国家外长采纳，经修改后公开发表。作为“科伦坡计划”的参加国，澳政府宣布在此后的6年中提供3125万澳镑，另提供350万澳镑奖学金和补助金，用于资助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留学生、学者来澳深造。另外，澳大利亚与亚太国家的经贸联系也大大加强。
    再次，积极参与处理国际事务，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二战后期，盟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讨论结束战争和处理战后事务的重要会议，但澳大利亚均被排除在外，伊瓦特曾多次表示不满。因此澳大利亚在战后放弃了不关心国际事务的传统，伊瓦特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各项重大国际问题表明澳大利亚的立场，维护其国家利益。在盟国管制日本的问题上，为防止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专权，伊瓦特力主建立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并提名澳大利亚学者鲍尔任该委员会的英联邦代表。伊瓦特还成功地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出任东京国际法庭庭长，参与审判日本战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作为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主席，伊瓦特主张英国放弃托管权以停止武装冲突，并寻求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结果，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宣布成立。对于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澳大利亚政府持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伊瓦特相信，白人统治其他种族的日子已经结束了，英属印度和荷属东印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政府。（28）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对澳大利亚的立场表示赞赏，他们都同意任命澳大利亚法官狄克逊为克什米尔问题仲裁人。在荷属东印度独立运动中，身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伊瓦特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流血冲突，促使双方谈判，最终使荷兰于1949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的独立。通过这些努力，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伊瓦特也得到国人的称赞，《大陆之国》作者拉塞尔·沃德认为：“作为外交部长，伊瓦特对澳大利亚的声望和安全所作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29）
    注释：
    ①Paul Hasluck,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1939-1941,Canberra,1952,P.152.
    ②（13）（15）（17）A.J.Sweeting（ed.），The Australian Encyclopedia,Sydney,1979,vol.6,pp.390-409,pp.392-393,p.414,p.421.
    ③W.M.Ball,Possible Peace,Meltourne,1936,P.117.
    ④⑩（11）（22）（25）F.K.Crowley（ed.），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Melbourne,1977,p.451,p.454,p.457,p.472,p.481.
    ⑤（23）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Debates,14 October 1931,p.709,22 November 1946,p.511.
    ⑥R.G.Casey,"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n Australian Quarterly,15 September 1932.
    ⑦See A.Watt,"Australia and the Munich Agreement",in Australian Outlook,17 April 1963.
    ⑧W.H.Hughes,Australia and the War Today:the Price of Peace,Sydney,1935,p.vi.
    ⑨S.H.Roberts,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London,1937,p.363.
    （12）Encyclopedia Americana,Grolier Incorported,1983,vol.2,p.772.
    （14）B.Cohen&D.Black,Australia:a Topical History.Perth,1973,p.332.
    （16）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63页。
    （18）道格拉耍·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19）（21）（28）（29）Russell 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Richmond,1981,p.253,p.285,p.287,pp.289-290.
    （20）Sydney Morning Herald,29 December 1941.
    （24）（26）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17、513页。
    （27）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