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的天文学是实用主义的拜占廷历法的基础。拜占廷天文学是从对包括托勒密在内的古代天文家著作进行翻译注释开始的。值得注意的是，拜占廷人在翻译古代天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特别注意研究星图和观测工具，而缺乏对天象生成道理的探讨。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体系理论和以所谓均轮及本轮（注：托勒密理论认为，太阳沿着本轮的圆周运行，而本轮的中心又均匀地沿着均轮运行，其中心点为地心，其运行周期为一年。其它天体运行的均轮圆周心则与此不同。 参见纽格保埃尔：《古代数学天文学史》（O. Neugebauer, A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第1卷，纽约1975年版，第210-260页。）圆周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理论对拜占廷人来说既显得艰深晦涩，难以理解，又没有实用价值，因此遭到他们的轻视。而托氏所绘制的星图却受到拜占廷人格外的青睐，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在翻译托氏著作时专门为该星图撰写大、小《注释》两部书。许多拜占廷天文学家也乐此不倦，完成多部星图，以致于今天拜占廷学家们仍然为拜占廷时代保留的大量星图感到惊异。除了星图外，太阳运行图、星辰目录等也十分抢手，它们的作者既有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注：蒂宏：《 5 - 15 世纪的拜占廷天文学》（ A. Tihon,"L'astronomiebyzantine " ）， 引自《拜占廷学报》 （Byzantion）1981年总字第51期，第603-624页。）， 也有古代波斯或两河流域的居民。
    这些天体运行图和星图的主要用途一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二是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使拜占廷历法体系得到完善。例如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又如拜占廷人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 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其“第一时辰”（）设在太阳升起时，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分，又将每分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三分之一的时间作为夜晚，其它三分之二作为白天。
    拜占廷天文历法的实用性还表现在拜占廷人重视实践观测，使得拜占廷帝国时代天文观测工具发展迅速，诸如子午环、回归线仪、浑天仪、地座仪、星位仪等古代天文书籍中记载的工具均被复制。星盘是用来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公元前3世纪即被古希腊人发明， 拜占廷人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工具，现存的拜占廷星盘是由带有精细刻度的圆盘和可以旋转的观测管两部分组成，观测管与圆盘中心相联，类似于近代出现的六分仪（注：兴格尔主编：《技术史》（C.Singer ed.,A History ofTechnology），牛津1957年版，第582-619页。）。这些天文观测工具帮助拜占廷人绘制出许多星图，并比较准确地计算出数百年间的多种基督教节日。
    占星术的发展是拜占廷人将天文历法用于实际生活的典型事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通过观测星体之间的位置预测未来或解释过去。拜占廷人继承了古典时代的占星术，并完善了星占学体系。他们通过大量实际观测，补充古代遗留下来的星图，使黄道十二宫（注：拜占廷时代的天文学家继续沿用黄道十二宫的古典名称，即魔羯、水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相当于我国古代黄道十二宫名称星纪、玄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的星位更加准确，更易于理解。拜占廷人在古代星命术、择时占星术和决疑占星术的基础上，发展出总体占星术（或称政治占星术），一方面使这4 种占星术在细节上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将它们构成一个体系，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当人们对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感到不解时，可以通过其出生年月日时和某行星所在黄道十二宫的位置作出预测，即所谓星命术；当人们在采取诸如作战、手术等重要行动之前感到疑惑而犹豫不决时，可以根据天文观测确定最佳时间，即确定黄道吉日，这称为择时占星术；决疑占星术则是根据求签算卦者的提问，对比天文观测和占星天宫图作出解答；而那些涉及社稷民生和国家大计，或预测人类未来的占星术在拜占廷帝国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占星过程和手段更加复杂。拜占廷历法也根据占星术的结论设定许多忌日和吉日。而基督教教会天文学家也从圣经中为占星术找到了理论根据，使古典时代产生的这一古老预言方法在笃信基督教的拜占廷社会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拜占廷历法的实用性在其融合其它民族天文历法因素的过程中也反映得十分明显。拜占廷人为了完善其历法体系，不仅吸收古典希腊罗马的“异教”知识，而且不固守他们与其它民族的文化区别，忽视宗教争议，大胆利用萨珊波斯和阿拉伯伊斯兰天文历法。9 世纪拜占廷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斯蒂芬（Stephen the Philosopher ）从叙利亚引进的伊斯兰星图在拜占廷帝国首都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展开热烈的讨论，将其中许多被他们视为新内容的部分用于拜占廷人历法中。11世纪以后，拜占廷人将大量伊斯兰天文学作品翻译成希腊语，许多学者成为伊斯兰天文学的爱好者，以致于逐渐形成了与拜占廷天文历法派别并存的伊斯兰学派。而当时更多拜占廷学者则同时接受两派观点，教会天文学家塞奥多利（Theodore Meliteniotes，？-1393年） 于1361年完成的天文学著作即包括托勒密、伊斯兰和波斯天文学的内容（注：雷乌尔琴：《塞奥多利天文学三卷》（R.Leurquin,"La Tribiblos astronomique de Theodore Meliteniote"），《伊阿诺斯学报》（Janus），1985年总72 期，第257-282页。）， 而其同时代天文学家约翰（John Abramios，？-1390年）及其弟子们公开将托勒密和伊斯兰天文学融合在一起（注：皮恩格利：《约翰·皮恩格利天文学校》（D.Pingree ,"The Astrological School of John Abramius"）， 《橡树园学报》（Dumbarton Oaks Papers），1971年总25期，第191-215页。）。
    总之，拜占廷历法的继承性、宗教性和实用性是拜占廷帝国特殊历史演化的产物，反映了拜占廷社会多种文化汇集的情况，也决定着拜占廷历法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实质。该历法因拜占廷文化在中古地中海和欧洲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曾长期发挥重要作用，它对周边各民族，特别是对东欧斯拉夫各民族和东正教世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