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给斯大林准备的与铁托会谈的背景材料，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拉夫利舍夫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使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结成联邦符合两国的利益”，但是，在缔结与保加利亚的和平条约以及解决两个国家内部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之前，无论是结成联邦，还是缔结南保友好互助条约，都为时尚早（注：АВΠРΦ，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3-17.）。这份报告使斯大林稍微改变了一下策略。在5月27日苏南领导人的会谈中， 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并重复了对拉夫连季耶夫讲过的理由。斯大林立即反驳说：“这件事应该做”，“开始可以限制在友好互助条约问题上，但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铁托只得表示同意（注：АВΠРΦ，ф。45，оп。1，д。397，лл。107-110.）。随后， 南斯拉夫代表团与同时赶来莫斯科的保加利亚领导人举行了会晤。6月7日，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与南、保代表团举行了三方会晤，商妥两国实行最紧密的合作，但同盟条约要等到和约签字后再行缔结（注：《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68页。）。
    然而，一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南斯拉夫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和强大起来，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足以使铁托加强了成为巴尔干地区主宰的欲望和信心；另一方面，南保关系日益密切，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人交往已经不同寻常。因此，1947年2月10 日对保和约在巴黎签字以后，南保两国加快了实现同盟和联邦的步伐，以至铁托在6 月可以雄心勃勃地向保加利亚报界宣称：“自由的巴尔干各国人民”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坚如磐石的统一体”。7 月底铁托邀请季米特洛夫前来谈判，并顺利地排除了阻碍南保关系发展的马其顿问题--同意将原属保加利亚的皮林马其顿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8月1日，南保领导人在布莱德签署了四项涉及双边关系的条约，并且发表了公开声明（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等编《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页。）。 但此时斯大林的心情已经完全不同了。对马歇尔计划的猜疑，对德国局势的忧虑，特别是正在考虑之中的对西方政策的调整，使莫斯科感到必须统一安排和妥善处理所有欧洲事务。因此，当铁托和季米特洛夫向苏联通报即将签订条约一事时，斯大林于7月5日答复说，南保条约应当延期到和平条约生效后再签订。使斯大林感到意外和气愤的是，铁托和季米特洛夫都认为无须等到和平条约的正式批准，可以先草签南保条约，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在没有得到莫斯科首肯的情况下，竟然擅自付诸行动了。 8月12日斯大林在给铁托和季米特洛夫的内容相同的信函中严厉斥责了他们的行为（注：以上材料出自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和铁托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л。168-169。也有学者认为斯大林对此事并没有强烈反应。见Mastny前引书，第34页。）。
    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虽然接受了莫斯科的批评，但只是放慢却没有停止他们的工作。1947年秋天，铁托成功地访问了索菲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这无疑使他感到自豪和荣耀。在11月访问保加利亚时，铁托发表讲话说：“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我们正在创立的是一个关系更密切，范围更广泛的联盟，至于联邦只不过是个形式而已。”11月28日，南保领导人签署了为期20年的合作和共同防御条约（注：见Stefan前引文，第390 页；《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186-188页。条约原是无限期的，在报请莫斯科批准时，期限被改为20年。）。两周后，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谈到，最近的事态发展正在导致“在不久的将来成立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联盟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南部斯拉夫国家”（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235页。）。正是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中， 季米特洛夫在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发表前述关于东欧国家联邦的讲话。
    1948年1月22 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对季米特洛夫的讲话发出警告，声称西欧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东欧的苏联化（注：见Mastny前引书，第37页。）。或许是缺乏政治敏感，或许是出于职业惯例，1月23 日的《真理报》未加评论地转载了季米特洛夫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但斯大林对此事则十分敏感。第二天，索菲亚便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含有严厉斥责内容的电报，批评季米特洛夫的行为“对新的民主制国家有害无益，使英美更容易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 《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述评，表示绝不赞同季米特洛夫在联邦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并认为这种联邦是“不可靠的和凭空虚构的”。季米特洛夫对苏联领导人的激烈谴责做出了顺从的反应，但1月 30日苏斯洛夫在回电中对保通社声明试图进行解释和修正的说法再次提出了批评，并责令保共领导人立即前往莫斯科（注：以上电报存保加利亚国家中央档案馆，转引自Ηоваяи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 №1，лл。160 -161；№2，л。159。关于季米特洛夫对莫斯科指责的反应， 详见《季米特洛夫的晚年》，第219-220页。）。显然，斯大林认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的行动性质相同，而且还在于时间吻合--莫斯科正在为铁托对阿尔巴尼亚的擅自行动大伤脑筋。
    南阿关系的背景更为复杂，在斯大林看来，也更为敏感。还在战争当中，南共就成为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者和庇护者，而且两者都是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新政权的，所以关系密切。按照赫布朗的话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但是在盟国关于战后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尚未确定阿尔巴尼亚的地位时，斯大林对南阿关系的发展持谨慎态度。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叮嘱赫布朗说，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应当慎重”，“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应当避免在那里与英国人发生冲突（注：АВΠРΦ，ф。6，оп。7， п。53，д。872，лл。8-28.）。战后一段时期， 苏联不想因为与阿关系密切而引起西方盟国的猜疑，且鉴于南阿关系的历史状况和对南共的信任，所以同意让阿共接受南共的领导，有关阿共的事务也交由贝尔格莱德处理。莫斯科与地拉那的联系是通过南斯拉夫人进行的，包括苏联提供的武器也是经由南斯拉夫转交的（注：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1947-1948гг。Ηовая и новейщ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6.）。随着南阿关系的日益发展，南共便提出了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对于阿党内反对这一方针的政治局委员马列绍瓦，南共认为有必要对阿共的政策施加影响，以清除这种站在“机会主义立场”上的人物。1946年2月， 阿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于谴责“机会主义”之后，将马列绍瓦开除出了领导集团，同时把发展与南斯拉夫“更加紧密而又具体的兄弟情谊”列为党的任务之一（注：Arhiv Josipa Broza Tita,ф。KMJ,I-3-b/19,C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л。17-18.）。1946年3月27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 邀请阿共总书记霍查正式访南，以订立南阿友好互助条约。同时，签订关于密切经济合作、简化（在颇大程度上废除）两国之间边界制度的各项协定，以及关于共同防御的秘密军事协定。4月初，南阿分别通报莫斯科征求意见（ 注：АВΠРΦ，ф。144，оп。30， п。118，д。10，лл。1-2；д。15.лл。24-25，56。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