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生存环境影响而形成的吴地早期玉文化蕴育了礼玉制度的合理内核。
    新石器时代的吴地属于多水的湖沼平原，又靠近大海，这从考古出土的比较多的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及近水偶蹄类动物可以印证。
    在草鞋山遗址曾经生长着葛、芦笋、菱角、葫芦等水生植物；水中生活着鲤鱼、甲鱼、鲫鱼；岸边活动着牛、四不象鹿、獐、梅花鹿（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崧泽遗址植物有桑、榆、桃、杏、梅、藜、蒿、香蒲、蕨菜、胡桃、酸模、芦笋、板栗；水中有鲤鱼、甲鱼；近水偶蹄类动物有牛、四不象鹿、猪、鹿（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龙南遗址中发现了酸模、芦笋、菱角、葫芦、芝麻、竹笋、酸枣和鲤鱼等水生动植物，还有牛、麋、梅花鹿、猪、狗等近水偶蹄类动物（注：苏州博物馆、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江龙南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7期。）。在马桥、梅埝等遗址中同样存在着这种情况（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闻惠芬：《从考古材料看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的特征及其与古地理的关系》，《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黄宣佩、孙维昌、丁俊宝：《青浦福泉山出土大批古文物》，《文汇报》1983年12月22日；南京博物院等：《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文物》1984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越城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闻惠芬：《太湖地区早期玉文化系夏文化的重要渊源》，《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1996年。）。
    早期人类的生存几乎完全依附于自然环境，而多水的吴地经常受到水害的威胁，使吴地先人时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考古发现的吴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的间歇层（没有人类活动遗迹现象，完全是自然堆积的地层因其在上下文化层之间，故名间歇层），就为我们充分展示着当时的水害程度。
    表一反映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草鞋山遗址、绰墩遗址、梅堰遗址、福泉山遗址等，马家浜文化都十分丰富，但崧泽文化却比较浅薄，越城遗址甚至根本不存在崧泽文化，同时不存在崧泽文化的还有常州圩墩遗址（注：苏吴：《圩墩新石器时代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第4期。）、桐乡罗家角遗址（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年。）、嘉兴马家浜遗址（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7期。）。为何在这些居住地上形成了不含任何文化物的间歇层？毫无疑问，马家浜文化后，吴地发生了一场致患成灾的洪水，洪水之大竟使这里相当一段时期无法生存。
    众所周知，吴地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原始文化--马家浜文化分布很广，其中吴县草鞋山遗址、苏州越城遗址、昆山绰墩遗址、昆山少卿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尤见丰厚，文化层堆积分别为4、1.5～2米、2和1.4米之厚，根据考古出土物来看，当时的人们过着祥和安乐的农业定居生活，稻谷飘香、瓜果滴绿、鹿鸣牛哞、鳖行鱼跃、男耕女织，一派田园好风光（注：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然而，一场大水无情地漫没了这里原有的安宁和欢乐--不含任何文化物的间歇层向人们诉说着马家浜文化后一场大水使吴地许多地方失去了生存的环境条件，许多部落被整个整个地淹没了，许许多多的先人不幸地成为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有道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玉器的发明，正是先吴古人面对着毁灭性的劫难，把生死抉择作为挑战机遇，知变、应变、适变的经典之举。
    现在，我们看玉器不会有任何开拓开放的感受，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情形却是大不相同的。
    亘古未有的玉器从吴地开始大量盛行绝非偶然，成书于战国时代被后世誉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山海经》中多载古代山上遍地是玉。1984年以来根据闻广先生的研究认为太湖地区所产软玉为“就地取材”。已鉴定的苏南新石器时代玉器中确是软玉者以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崧泽文化残玉璜（WCM12∶15）为最早，距今约5500年，也为全世界最早（注：闻广：《苏南新石器玉器的考古地质学研究》，《文物》1986年第10期。）。问题是既然古代遍地是玉，那么为何直到崧泽文化时期才逐渐开始将玉利用起来呢？吴地的这份玉缘自有其历史根源。马家浜文化之后，所有能被水冲走的都冲走了，唯有玉石之山巍然不动，成了人们唯一的立足之处，经过洪水洗劫的少数幸存者竟意外地发现了玉屑敷于患处可以消肿解毒（食玉可以健康长寿，长生不老，这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一种看法。玉之客观存在的药用价值李时珍的《本草纲木》也有记载，宋代医学名著《圣济录》中有这样的处方：“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汉书·王莽传》对此也有记载）。正当人们力不从心于繁衍生息的神圣使命，身心交瘁之际，这晶莹润亮的玉拯救了无数水后病疫中濒临死亡的生灵，在绝处逢生而又无法作出更好的解释的时候，万千感慨系于玉石：“天不绝我者玉石也！”于是，玉首先凝聚着吴地先人的幻想与激情，被雕琢成了圆形的玉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上海青浦崧泽古属吴地）出土的许多墓葬中墓主人的头颈中大多挂着圆形的玉璜，手臂上也套着圆形的玉环，昆山少卿山遗址一号墓死者的左右手腕部各套有一件玉镯。右手玉镯深绿色，外边磨出斜面，内边磨去棱角；左手玉镯黄白色，内外周边棱角均被磨去。死者牙床臼齿内侧还粘有一粒玉珠，珠的断面呈圆角形，长1.4、高0.9厘米（图一）。玉器的圆形原型为吴地先人首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无有穷尽是圆的真正意蕴，被镂空的圆形的虚心更昭示着先吴古人已经具有了无“虚”即无“有”的深邃。每一个镂孔的虚心，都实现着人们对此通天灵物的幻化，人们发自肺腑地企望着这玉就是天地间天人相通的不凡之物，凝结着生命崇拜和生殖崇拜的玉便成了人们寄托一切希望的物质媒介。
    随着先人开拓开放意识的不断充实和发展，玉器的作用也不断地升华。晶莹的玉从一开始的研磨成药，到后来有意识地研制成圆形的璜、环、镯等器形，并做成串饰作为驱邪品，手戴颈挂，祈保康健。人们在生活中不断赋予玉以新的内容。
    初期的玉器都是素面，即使是鱼、鸟形玉璜，也仅在头部钻孔为目，再无其他线条的刻划。鱼和鸟的造型，也是人们崇拜生命的内心呈现。当汹涌的洪水狂啸着吞没人类的希望时，却奈何不了天空中翱翔盘桓的飞鸟，波浪起伏，鱼儿亦尽显搏击弄潮的英雄本色，人们把对这种生命形式的羡慕深深地刻写在他们认为具有神力的玉石之上，然后系之佩之，以与玉神同在的无限期冀，赋予自身顽强生息的无穷力量（图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