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昆山赵陵山遗址M77一位集古代部族权力于一身的巫师的墓葬，随葬品之多，特别是大量玉器的随葬，更是说明了当时玉器与权力地位的密切关系。
    （注：《艺用古文字图案》第18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形象地表示了一个人浑身上下都佩戴着玉器，光华夺目。《书·舜典》有载：“蛮夷猾夏”。孔子阐述：“夏，华夏”（注：《辞海》第83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古代中原称我们吴地一带为蛮夷，可见，孔子在春秋时代百家争鸣的理论氛围中，就已以他非凡的睿智敏感到了吴地与华夏的微妙关系。
    （注：《古文字讲义》，南京大学历史系印1983年。）。璜是吴地早期玉器中最流行的颈饰，古人用字多同音“假借”故而，璜与黄同音相通，可以互用，璜也可写作黄。，就是横着的一个玉字，所以，“帝”字就是形象地表示着身上佩系着玉件的崇拜偶像。因此，可以说，传说中的黄帝，实际上就是吴地玉文化的概括，是吴文化追根索源的凝重情愫。
    在浩瀚的思维领域，开拓开放所熏陶的思辩形式已经使人们早已比较擅长于将思想情愫有机地溶入客观存在的物质之中。
    从赵陵山出土的徽标和上海崧泽、吴县澄湖、昆山绰墩等处出土的符识来看，吴地的这种概括的思维能力是不容置疑的（图四）。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玉鸟（注：《含山玉器留下许多待解之谜》，《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31日。），其胸腹也雕刻着符识（图四），根据墓地同出的器物来判断，这是距今4500年左右，吴地的良渚人征战过程中的一处遗迹。苏北海安青墩遗址也有同样的符识出土。俗话说：“鸟过留声，人过留名。”更何况并非雪泥鸿爪，在广袤大地上众多储藏于地层之中的信息资料永远保存着吴人几千年前开拓开放的骄人风采。
    而几千年来一直被作为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原迟至作为典型夏文化的河南二里头遗址才开始出土了一些带有吴地良渚文化风格的玉琮、玉璧和玉钺，况且，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及吴地。
    吴地玉雕文化的最终作用也许是始料未及的，至奴隶制度社会阶段，玉器作为礼制之符而为王室服务，“六器”是商周时祭祀自然神的玉器，“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这一祭祀制度为封建社会历代帝王所承袭，据《周礼》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明确规定了等级不同，所执玉器就不一样。其后，每个朝代都对持何种礼器，佩带何种玉饰都有严格的规定，以避免等级的混乱与僭越。不仅如此，玉雕的特性对于形成别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春秋末年起，随着社会制度的大变革，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安定、巩固其国家权力而崇尚玉器，并从社会理念上提倡“君子比德于玉”这个观念，玉器作为德行操守的象征日益受到重视。孔子阐明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品德，把玉拟人化了，强调玉石的可贵不在外在的美，而在其内涵与人的精神彼此相通并息息相关。此外，玉尚有“五德”、“九德”之说。人们赋予玉的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诗经》中也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玉的这种内涵充满了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成为社会对玉神观念的继承和世俗对高尚人格的要求，因而，可以说是玉雕雕出了人类的等级序第和社会的文明意识。
    玉器的雕琢是一种人生追求的写意，是人类心声的刻划，历经几千年必然会熏陶出含蓄与奔放兼具的开拓开放的创新精神；玉器的雕琢也是一种内在涵养的修饰，经过几千年摒拙求优的心理历程，必然会磨练出圆润而又深刻的性格特征，特别讲究文明和礼貌的良好心态。因为，文明礼貌，说到底就是人性的修饰与重塑，而每一件玉器，无论玉璧、玉琮，还是玉镯、玉璜、玉珠，都是虚心的器体，那圆满的虚心一开始是作为一道必须的工序来完成的，欲成其器，务虚其心，不虚心便不成为器。生活中的哲理随着岁月的积淀逐步操冶出人们虚心的优秀品行。为什么吴地最终得以“富甲天下”，追根索源则与玉雕文化所赋予吴人的这一虚心而又讲究精益求精的玉雕秉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
    二。鱼文化启迪进一步开拓开放的发展逻辑使玉文化首开华夏文明的历史先河
    开拓开放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文写照，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的逻辑惯性，赋有这种传统秉性的人们往往不畏困境，更善于利用生存环境中任何有益的因素，进一步启迪自己的开拓开放意识。
    在频繁的水灾面前，如果我们的先人从此一蹶不振，那么，吴地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就会无从谈起了。永远令后人引以为豪的是我们的先人纵然遭殃在水中，却不失时机地也把生的契缘投注于茫茫的水世界，顽强不息的水中生灵--鱼，托起了他们挑战自然的巨大勇气，当生命达到临界时，能够及时地找到生命的新希望，由此及彼，把握永恒，这就是我们的先人对开拓开放的诠释。
    正是有了濒临死亡的生存危机，也正是有了不畏死亡、勇于挑战的吴地先人，才会出现吴地灿烂的鱼文化。
    水乡泽国，饮食鱼米，数量繁多的鱼，不仅是吴地取之不尽的饮食来源，组成了吴地“饭稻羹鱼”的饮食结构，在不断地认识水，改造水的过程中，鱼又是先人们得心应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的重要内容，吴江龙南遗址出土有鱼骨加工的骨器，吴江梅堰遗址有雕刻精美的鱼形匕是骨角器中的代表作，吴县草鞋山遗址等处也都有大量鱼骨出土，上海马桥遗址（古属吴地）出土的鱼骨饰占所有饰件的91%，邻近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中鱼类的遗骸是动物群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大多数遗留在灰坑中，有的堆积厚达0.5米左右。
    不停游动着的鱼，是水灾中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其始终张开着的鱼鳍充分显示着一种生命的动力，先人们用鱼鳍纹作为日常炊煮器鼎足的纹饰表达了对动态美的追求与向往（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