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宁陆庄遗址地处废黄河南岸，与长江以南的良渚文化区相距300公里，主要遗迹为三个灰炕，主要遗物是陶器，陶器多为残片，陶系以红陶为主，属于其原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器种则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且具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特征，而同时在陆庄遗址以南，却有与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兴化南荡遗存，南荡在陆庄南，陆庄出土物为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共存，其南的南荡却是纯龙山文化的遗址，这似乎有悖于习惯上总是认为良渚文化在龙山文化之南的传统定论，这里的情况是否有地理上南北错位之谬？龙山文化怎么竟然出现在良渚文化的南边了呢？然而，正是这些考古材料，提醒了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当时未为人知的许多历史信息。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的融合，无论在良渚文化发源地的吴地，还是在龙山文化发源地的山东、苏北，无不因着吴地先人的开拓开放精神而逐渐展开。开拓并非盲目，开放亦非贸然，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属于同一个东方区域，汉代以前，地理上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界，因此，都是沿海东部区域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许多方面必然存在着好多的相似。著名考究学家王献唐先生考证，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同属于炎族子孙（注：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所以，开拓开放的又一重要体现--融合，便是顺应民心、顺乎历史的发展大趋势。
    如果说陆庄遗址的仅有灰坑和若干残破的陶片遗物说明良渚文化在此可能因战争只作过短暂的传播，那么，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则反映了良渚文化已经与这片土地共相生息（注：南京博物院：《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有的墓葬深入基岩中近1米，墓葬出土物均较多陶器、玉器，北区清理的22座墓葬出土约200多件陶器，具有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两种文化因素，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在玉质、器形、纹饰上均与吴地良渚文化玉器相同，如M18和M5出土的简化带冠人面纹琮形锥状器，在上海福泉山曾发现同类器，M20出土的瑗，在江苏吴县张陵山4号墓出有同类器（注：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年。），M18出土的一件镯式琮上有组合的简化带冠人面和兽面纹，在福泉山T4M6出有同类器，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器物上饰有同样的神人兽面“神徽”。
    遍布于山东与苏北的岳石文化，是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相融之后的不同于中原典型夏文化的夏代东方文化（注：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发现了大量带有良渚风格的玉器，发达的良渚玉文化为东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基础，也使夏代初期，东方夷人羿代替夏政有了可能的条件，虽然，有关这段历史，《史记》未作记载，但是，《吕氏春秋》、《左传》、《楚辞》等先秦文献中都有，那么，也就是说，从夏禹开国到少康复兴这段历史时期，东方部落在夏王朝的早期阶段占有一定的优势，夏王朝早期的活动中心应在东部区域，而良渚的玉文化，尤其是玉琮，以其施纹和造型特色所形成的独特风格，最终得以早于中原的青铜文化而首开了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历史先河则又与夏代初期东方夷人羿的代替夏政不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开拓开放精神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人”的意识逐渐复苏，后羿之所以能够代替夏政，也就是东夷羿夺取了夏的政权，一方面是由于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融合后，东方区域的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后羿本人能力非凡。夏代初期，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羿射九日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后羿治理旱灾的超群能力的钦歆，显示了崇拜英雄代替了崇拜图腾的进步性，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了人的威力无比，政治（人治）的意识就逐渐初露端倪，《楚辞·天问》记载：“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渺其左目。河伯乃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河伯因被羿所射，要求天帝杀羿，这是图腾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观念，而代表至高无上的天帝却发出了划时代的“人权宣言”，“今为虫兽，当为人所杀，固其宜。”这是人高于兽，人胜于兽的新思维、新观点，在“人”的意识成长的过程中，神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原先那种作为图腾的形象便逐步让位于完全的“人”的形象，正是这种观念的更新，吴人的玉文化适时地被统治阶级接受，并成为政治（人治）制度的最早内容，而礼玉制度的诞生则进一步标志着吴地的玉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吴文化已凭藉着自身开拓开放的人文精神，生生不息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发展潮流！
    玉文化和鱼文化蕴育了文明社会的合理内核，为我泱泱中华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基础，而玉器从实用器进而逐步发展成为国家礼器的整个过程，也即是夏代礼玉制度的重要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