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兼大农令并主管盐铁事，于是在全国各郡、县设盐铁均输官。这一年同时出台：平准。“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桑弘羊特别在这一年又向武帝请示了一项重大政策，即：“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史记·平准书》）由于“不告缗”令下，史载这一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同时平准、均输也大见成效，武帝巡视郡国，费用皆取自大农。西汉财政危机基本解除。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令下东击朝鲜平定叛乱，太初三年（前102年）为了汗血马远征大宛。天汉三年（前98年）宣布酒类专卖令：“初榷酒酤。”（《汉书·武帝纪》。）第二年（前97年）汉武帝“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太始二年（前95年）又再次下令“死罪（人）〔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汉书·武帝纪》）财政又趋紧张。
    从元光六年宣布对商人运输车收税，至太始二年最后一次下令赎钱减死罪一等止，汉武帝的敛财政策总共出台13次9项内容，用了34年的时间。
    二、敛财政策的正面效应
    我们可以将汉武帝这13次9项敛财政策分成三个阶段述评其出台原因及正面效应。
    第一个阶段自前129年至前120年。这一阶段敛财政策出台特点是：与“民”协商，互为换利。基本上是“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史记·平准书》）政府要求有钱的富者、商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而政府对这些人则给以封侯、补官、减罪等作为补偿，以提高其社会地位。实在不愿意舍钱物的，也可以贷钱给政府。就在此时，出了一位人物，名卜式。卜式十分支持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国策，作为畜牧主他自愿捐献一半家产以助边用。并且他并不愿作官，还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史记·平准书》）卜式的这个举动深得武帝欢心，然却不被朝中官员所理解。丞相公孙弘甚至认为这是乱臣，哪有不要回报而白白捐助国家的！武帝默然，没有接受卜式的捐产。说明此时汉武帝、朝廷上下官员均深信：只要国家给商人以好处，作为交换，按常情，商人则应当急国家所急，因抗击匈奴所造成的国库空虚，是不难解决的。然而事与愿违，当第二次对匈奴战役结束，战争费用已然是上百余巨万，又要安置数万来降的浑邪王士兵及其部落，西汉政府向“民”贳马而不可得，武帝杀戒大开仍无济于事。政府供给不足，皇帝被逼得只好自掏腰包：“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史记·平准书》）前120年山东大水，为救灾，“其费以亿计”。不仅中央财政吃紧，连各郡国仓库都已告罄。卜式这次又主动捐资20万钱以救灾民。汉武帝不仅立即接受，而且不管卜式是否愿意，对他是又封官又赏赐。官拜中郎，爵左庶长，赐外徭400人，赏岁钱12万，赐田10顷。武帝还特别“布告天下”，将卜式树为榜样。希望借助榜样的力量带动更多的豪民富商向卜式学习，可是并无人响应，史载：“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史记·平准书》）西汉政府此时财政走到山穷水尽之地，“而富商大贾或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希图靠与富商大贾协商互利的政策是无法从他们手中挖出钱财了，封侯许愿对于富比王侯的商人已然失去意义，怎么办？只有从协商为主的政策改为强行剥夺。
    自前120年冬，即前119年始（此时汉仍以冬十月为岁首）至前110年止，是敛财政策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敛财政策的特点是：以法治商，与“民”争利。官营盐铁，均输平准，同时再辅以“以粟补官”，奖惩并用的算缗、告缗、不告缗和整顿币制。以这一系列政策达到“摧浮淫并兼之徒”，“笼尽天下货物”（《史记·平准书》。）的目的。
    首先分析算缗、告缗和不告缗令。早在元光六年（前129年）下过一次算缗令，但那只是对有籍商人收运输车税，而在10年后再次下算缗令则是针对社会上五行八作全体经商者。对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一律按资产征收财产税。经商及高利贷资本2000收一算（120钱一算），手工业者减半；商人一车收二算，普通人减半；船五丈以上收一算。采取财产自报，凡“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史记·平准书》）这其中鼓励告缗是很厉害的。元狩五年至六年间（前118年～前117年）杨可在武帝支持下主持告缗。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史记·平准书》）执行告缗令是有斗争的。当时主持京师治安的右内史义纵，认为到处告缗的人是乱民，要逮捕杨可手下的告缗者。结果汉武帝撤了义纵的官并杀了他，而且在元鼎三年又重申一次告缗令。（《通鉴》认为这一次告缗令是汉书记错了时间，笔者认为是重申。）
    告缗令的厉害并不完全在于它能使“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是当人们万分惧怕这一政策后，再宣布如何做就可以享受不告缗或除告缗的特权，就成为了一种最受欢迎的奖励政策。原先对入粟补官者多次颁布过奖励政策，成效都不大，而在这个阶段中出台了不告缗政令：“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这就是说，凡是能向边境入粟的，不仅可以本人终身免役，全家更可以享受不被告缗的特权。商贾人等，有了这一条，就是偷税漏税，也不用耽心家产被政府没收。入粟换来了财产及人身安全。这是前110年的事情。其实在这之前的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为了解决边防马匹不足的问题，就用过一次此法令。”那一年武帝视察郡国及边防，到了新秦中，汉武帝对那里的边防非常不满。新秦中千里边防线上既不设亭候、又不巡察，武帝杀了北地太守以下所有官员。大约是因为马匹不足导致边防形同虚设，汉武帝下令，“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史记·平准书》。）这除告缗一令与告缗令相辅相成都成为最有实效的敛财政策，而看起来不告缗令的威力更胜一筹 就在入粟边境可不告缗令下达的当年：“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可见汉武帝的告缗令并不是出于要普遍扫击商资，而是怎样能敛财就怎样制定政策，以往史家都未曾注意到不告缗、除告缗这一条政令。
    再谈平准均输。平准的政策十分明确、于元封元年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全国的各种积压物资。然后调剂有无，平抑物价，由官府控制贸易。均输则较为复杂。
    均输这一条在《史记·平准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在《汉书·食货志》中所记，其它各句同史记，而最后一句则记为：“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历来注书无人解释：“贵时”与“异时”的一字之差。笔者认为，这一字之差、反映了西汉在均输过程中的政策变化。均输本先于平准五年而试行，在试行中达到了“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的目的。究竟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史书没有记载。到了元封元年设立正式均输官员之时，就有了这么一句，应当视为是总结了五年均输的经验。这一句意为：让远地方的郡国所交纳的贡赋按商贾贩运时的最高价折物，这样由于价高所折物相对少，运输费用相对低，与从近的地方所输贡赋的价值及费用相当，是谓均输。以此种办法调动远方郡国输物为赋的积极性。但是均输发展到后来，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均输官员设到各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都不按规定作，而是不论离均输所远近，都按“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所谓“异时”，《史记》索隐在注算缗条中解释为：“异时犹者昔时也。”也就是说按照过去商贾贩运货物时的时价折物输赋，其实就成了随行就市，甚至为获暴利按低价折物，官府获利更多。《汉书》这样改动，反映了后来执行均输的真实情况。施行平准均输的当年，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一年武帝“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史记·平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