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我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和汉儒篡改的编年通史。它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皆在古代经史之上。
    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第1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在位年数， 但无确切的干支纪年，无法转换为公历，说明晋魏史官求真求实的笔法，因为年代不能任意编造。这应是我国的史前时代。
    第2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 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我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前841 年上推了1305年。
    第3、4卷记夏代即前1989-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 与《史记·夏本纪》所记世系基本相同，证明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夏史的真实性，皆误。
    第5、6卷记商代即前1558-前1051年凡508年之史事， 与《史记·殷本纪》、殷墟甲骨卜辞所记世系基本相同，证明疑古派和古史辨派怀疑殷史的真实性、怀疑《竹书》为伪书，皆误。
    第7、8、9卷记西周即前1050-前771年凡280年之史事。 自汉以来，考证“武王灭殷”的确切年代的有43家之多，唯独《竹书》一家所记最为真实可信，其他推算皆误。
    第10、11、12卷记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即前770-前229年凡472 年之史事，终于今王即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为《竹书》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
    此书随葬于魏襄王墓中，于西晋太康2年即公元281年出土，由晋武帝之秘书整理并译为今文传世，现有徐文靖12卷本、朱右曾4 卷本和王国维2卷本三种。
    该书顶格书写之正文1053条，9242字；低一格书写的大字注92条，3505字，其中标有沈约注7条；小字注94条，574字，标有沈约注1条。总计13321字。由此得知，大字注与小字注皆是后人读《竹书》时所附加，非《竹书》之原文。
    《竹书》自传世以来，历代著作家在著书立说或注疏古籍之时，皆借助此书为之实证，从未间断。但是，自清以来，如钱大昕、纪昀、王鸣盛、郝懿行、章学诚、朱右曾、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钱穆、吕思勉、先师童书业、杨师向奎、范祥雍、方诗铭、王修龄等等，皆疑其伪，遂成定案。笔者逐条核查他们否定《竹书》的证据，发现事事皆诬辞，件件皆诬证。其中，对定案起决定作用的“力证”，皆非《竹书》之正文，而是后人读《竹书》附加的大字注，并且是错误的大字注。以此为实证，怎能不冤枉《竹书》呢！笔者甚为不平，冀望史学界正义之士相助为之昭雪。
    关于第一条诬证
    《竹书》前1559年夏桀31年末条大字注：“自禹至桀17世，有王与无王用岁471年。”下有小字注：“起壬子，终壬戌”。
    查核《竹书》“起壬子，终壬戌”是前1989-前1559年，两者相减得夏年431，其中包括无王的40年。故可知大字注时间在前， 因重复相加无王的40年所得之积年，误；小字注时间在后，虽发现大字注之误，但未给以改正。
    其一，古史辨派的主帅顾颉刚在《古史辨一》的“自序”里说：“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490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365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439年。其余471年、441年、432年的都有。 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
    查核顾氏的“365年多”的来源，是夏代君主在位的积年， 无王的40年不在内，又改正启的16年为18年，扔掉了“三年之丧”的26年。这种煞费苦心的特殊计算法真是“睁着眼睛的杜造”。
    王国维也同样糊涂。他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案语”里把夏代君主在位的积年“363”误为“373”；虽据小字注找到了真实的夏代积年，他又不相信，硬是相信错误的大字注“4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