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纪年考辨(2)
其二,与先师合编《古史辨七(中)》的吕思勉在《古史纪年考》说:“《路史》引《易纬·稽览图》曰:‘夏年431,殷年496’,此为造《竹书》者所本。其改夏年为471者?意谓羿之代夏,凡40年, 故云有王与无王也。” 查核吕氏的辨析,完全是诬辞。《竹书》的夏年是431,殷年是508;其错误的大字注夏年是471,殷年是496。要本皆本,要不本皆不本,岂能只本其一,不本其二呢?夏年431本已包括无王的40年,怎能再加 40年为471年呢?可见吕氏比顾、王走得更远。 奇怪的是,吕、顾皆引《路史》的夏年以诬《竹书》之伪,但两人所引之夏年不一致应该是知道的。他们互不指正,显然也违背了辨伪求真的宗旨。王国维也有这样的例证,他在《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里删掉了朱右曾编辑的元明时期史家引用《竹书》的条文,明显地包庇朱右曾以增强其《竹书》伪书说,同样失掉了史家求真求实应有的品格。朱、王皆认为《竹书》“佚于两宋之际”,但其《辑校》抄自两宋史家引用《竹书》的条文特多,难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其三,夏年按照顾颉刚提供的资料有六种异说,但笔者所知的六种略有不同。 “471年”说。这是《竹书》的大字注。 《路史后纪》引《竹书》误为“472年”。显然是晋武帝之秘书所附加。王国维、范文澜、 朱学西、张绍勋、瞿蜕园皆宗从此说。 “439年”说。宋邵雍的《皇极经世》、元金履祥的《通鉴前编》、1940年的《辞海》、朱文鑫、史襄哉、刘大白皆宗从此说。 “432年”说。汉刘歆的《世经》引《帝系》、《初学记》9引《帝王世纪》皆宗从此说。此说只差一年,应该说是正确的,但其干支纪年却是错误的。宋郑樵《通志》、宋刘恕《通鉴外纪》、范文澜、董作宾、鞠德源皆宗从此说。 “429年”说。这是翦伯赞在《中外历史年表》里提出的, 其中缺少无王的40年,错误明显。 “431年”说。这是施之勉在《史记夏本纪校注》里提出的, 干支纪虽正确,但启在位18年误为16年,帝芬在位44年误为40年,公历纪年提前了三个甲子周期,故误。 “431年”说。这是笔者据《竹书》正文的干支纪年计算出来的。其中,启在位18年,《竹书》误为16年。 其四,前1948年10月28日仲康“5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这是笔者据《竹书》所记年月日推算出来的。其方法是据干支纪日80年一周期的规律,找出前1948年1月1日是庚戌日,8月29日是第5个庚戌日,显然不合,因为夏历较公历的月份一般要早一个月,故10月 28日是第6个庚戌日,当是夏历秋9月1日。 “仲康日食”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引起西方学界的轰动,天文学史家提出了前2165、2155、2154、2137、2135、2127、2106、1948等十多个年代进行争论。董作宾据奥伯尔子和朱文鑫推算的前2137年为基点编写了《中国年历总谱》,定“仲康日食”在仲康元年甲申岁9 月壬申朔日,与《竹书》不合,又是孤证,故误。 对此问题,梁启超持狭隘民族主义态度讥笑西方学者。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刺刺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事实果如梁氏所说吗? 《尚书·胤征》所记有季月日,无纪年;《左传》昭公17年所引《夏书》同《胤征》;《史记·夏本纪》所记缺年月日;历算家唐一行的《大衍历议》推算与《竹书》同;再加上西方天文史家推算的前1948年,六证相吻合。可见《竹书》所记是真实的,因而《竹书》的夏纪年也是真实的。所以,历代史家以《竹书》大字注的错误夏积年否定《竹书》既是诬辞,又是诬证。 关于第二条诬证 《竹书》前1051年殷纣52年末条大字注:“汤灭夏以至于受29王,用岁496年。”下有小字注:“起癸亥,终庚寅。” 查核《竹书》记载了30王,非29王;“起癸亥,终庚寅”是前1558-前1051年,计508年,非496年。故可知大字注时间在前,因重复相减商殷转换时期的13年所得之积年,误;小字注时间在后,虽发现大字注之误,但未给以改正。 其一,前引古史辨派主将吕思勉所说《竹书》“夏年431,殷年496”者是本之于《稽览图》,吕氏之言对夏年是诬证,对殷年亦是诬证,理由如前,不重述。 其二,据笔者所知,商年有七种异说。 “496年”说。《竹书》的大字注、《稽览图》主此说。 这是史学界如范文澜、郭沫若等编写殷商史的主要依据。 “645年”说。翦伯赞的《中外历史年表》主此说。 其推算明显错误,无参考价值。翦氏本来宗从“629年”说, 因编写《年表》必须与前后朝代纪年联系,故把殷年拉长了137年,误。 “640年”说。董作宾主此说,鞠德源从之。 其错误是把“仲康日食”,提前了180年。 “629年”说。这是《汉书·律历志》引《帝系》的殷年, 提前了两个甲子周期,故误。 “504年”说。 这是瞿蜕园在《古史选译》里提出的商年“约公元前1579-前1076”。庄辉明、刘启益从其说。其错误根据是武王伐纣在前1075年,以此上推与夏年471相衔接而得出之年数。 “458年”说。这是《殷历》提出的年数。 “508年”说。 这是笔者据《竹书》的干支纪年计算出来的准确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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