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鲁君纪年不一致，钱、吕、赵、范四位史家是知道的，但他们意在否定《竹书》，不在勘正鲁君纪年。不过，他们的失误却为我们勘正鲁君纪年做出了贡献。
    这不是说《竹书》是正确无误的。从上表可知，《竹书》栏有一处错误，伯禽元年应是武王分封诸侯的前1050年3月28日（周武王12年4月17日庚戌），不应是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前1038年12月21日（周成王8 年春正月辛巳朔），因为这时不是成王封伯禽于鲁，而是“命鲁侯禽父……迁庶殷于鲁”；伯禽的卒年应是前992年， 不应是《竹书》所记的前989年，故伯禽在位59年。这样，《竹书》的267年加上伯禽益出的13年，正好是280年，这就是西周正确无误的纪年。
    其三，干支纪年的方法不是众史家所说的始于东汉，《史记》已经使用；《竹书》可证明，战国时代也已经使用；从《史记》可推知，周厉王时早已使用；从《竹书》可查知，帝尧元年丙子即前2145年就开始使用干支纪年纪日了。
    《竹书》记载的年、季、月、日是任何历算家难于伪造的，王国维诬之为“年月又多杜撰”是毫无根据的。譬如，前1948年仲康5年秋9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前1052年帝辛51年冬11月戊子，周师渡盟津而还；前1038年成王7年春3月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前1008年成王37年夏4月乙丑，王陟；前996年康王12年夏6月壬申，王如丰， 锡毕公命；前982年康王26年秋9月己未，王陟；前899年共王9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内史良锡毛伯迁命；前896年懿王元年春正月，天再旦于郑；前776年幽王6年冬10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前720年平王51年春2月乙巳， 日有食之（有趣的是，这次日食的纪年纠正了享誉史学界的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的错误）；前697年桓王23年3月乙未，王陟；前365年显王4年夏4月甲寅，徙都于大梁等，共12条，是客观事实的记录， 任何人无法杜撰，特别是《春秋》之前的年月日，无古籍可抄。
    再如，三代帝王的世系和年表也是任何史学大师难于伪造的，以夏代为例：
    在17王中，有12王服了三年之丧后即位，只有芒、不降、扃、 癸4王不服丧，在次年即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除了《竹书》外，其他经史古籍无此详细记录。王国维诬之为“作伪者复假设丧事即位之说”，但“作伪者”为什么只伪造夏代，不这样伪造商、周呢？
    其四，武王灭殷在前1050年2月10日，这是据《尚书》、 《逸周书》、《竹书》、《史记》、《汉书》等古籍考证出来的正确年代，其他42家异说皆是推算、猜测，故误。这是自西汉司马迁以来两千多年寻找这一年的漫长记录。本来公元281 年发现了《竹书》就可以结束这一争论，但是学者们只固执地相信有错误的经典，而把《竹书》当成伪书，弃而不信，惜哉！
    下面是笔者以《竹书》为依据，参照其他古籍和两片甲骨卜辞考证的武王灭殷的年月日，并附简要说明，敬请读者辨析其是非。
    * 旁死霸，既死霸：即月生光、月死光的意思。譬如，27 日是旁死霸，26日是既死霸。每月16日之后，月光渐渐没有了，就是死霸；每月2日开始月光渐渐增多，就是生霸。霸（音pò）＝白＝魄。
    1. 前1052年11月11日戊子是据《竹书》提供的殷历年月日确定的，得到了《史记》、《新唐书》的证明。殷历11月是周历12月、夏历10月。不过，《史记》的武王9年是10年之误，故改正之。 这是武王第一次伐纣，但是刘歆、王国维、郭沫若、蒋善国、刘起等皆以“文王受命”纪年替代了武王纪年，又把武王两次伐纣的年代混而为一，说成是“文王纪年”的11年或12年，大误。
    2. 武王第二次伐纣始于殷历纣王52年庚寅的秋季，如果是殷历的季秋9月，就是周历的孟冬10月。
    3. 《武成》保存在《汉书·律历志》中，与《尚书·武成》的内容基本相同。这个壬辰日是武王率师自鲜原返回丰都的日子，说明武王在鲜原整饬部队达三个月之久。《武成》里的月相旁死霸、既死霸之日子，证明王国维第一篇古史文章《生霸死霸考》有误。
    4. 武王12年1月28日癸巳是武王起兵伐纣的日子， 不仅武王行军前进行占卜，“有事于上帝”，纣王在这天也卜问高祖成汤，说明纣王早已谍知武王东征的谋划。
    5. 武王12年2月19日癸丑是武王东征经过艰苦行军23 天到达盟津与西夷八国会师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纣王再次卜问上帝，谋划与安排了“牧野会战”的战役。纣王的《癸丑卜辞》提供了癸丑、丁巳、癸亥、甲子四个重要的日子，使我们了解到武王进军的日程。
    6. 《尚书·泰誓》的13年是12年之误。其原文：“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1月戊午师渡孟津。……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1）“11年武王伐殷”，用的是周历、武王纪年，当是武王11 年的秋季或冬季。
    （2）“1月戊午师渡孟津”，用的是殷历、纣王纪年，显然抄录殷方的资料，当是纣王53年1月24日。
    （3）“13年春大会于孟津”，三条资料排比在一起，显然13 年是12年之误，后两条还颠倒了次序，应该先“会于孟津”，然后才能“师渡孟津”。用的周历、武王纪年，当是武王12年2月19日。
    《泰誓》的错误也使《洪范》的作者把武王12年误写为13年。对于这一错误，古人和今人因迷信经典无误而未能发现。他们据此考证“武王灭殷”的年代怎能不引起混乱呢！
    以上事例皆证明现存《竹书》的三代纪年纪事是真实可靠的，并可以此勘正古籍中夏史、商史、周史、春秋史、战国史的大量错误。因此，以西周末年有误的大字注否定《竹书》不也是诬辞和诬证吗？
    本文所引《竹书》的四条大字注，其所以是诬证，就是因为低一格书写，文笔相同，是后人整理或阅读《竹书》的附加条文，而且是错误的附加文。以此为据否定《竹书》怎能不是天大的冤枉呢？
    总之，学术界对待现存《竹书》无确凿证据而加以否定，是极不妥当的。笔者建议，借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全面启动之时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竹书》研究的组织领导，为其辨诬伸冤，还其信史的应有地位。对于其他已经贬入伪书的大量古籍，其冤枉者也应及时给以平反昭雪，使其恢复古老的青春，为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所用。这是我辈研究国学者应担负的历史大任。
    附：《竹书纪年》新标公历纪年总表 199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