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笔者主张商年508的其他根据：
    1. 盘庚在位14年即前1302年迁殷，故盘庚在位的商年是13年；盘庚在位28年即前1288年卒，故盘庚在位的殷年是15年。在计算商殷的总年时，大字注的作者重复减去盘庚的两次商年13，故总年508误为496。
    2.从商代的世系来看，《史记》的振、《卜辞》的王亥与《竹书》的殷侯子亥三者相勘比，证明《竹书》是正确的。祖乙在《卜辞》、《竹书》里皆为中宗，《史记》则以太戊为中宗，三者相勘比，证明《竹书》所记太戊为太宗、祖乙为中宗、武丁为高宗是正确的。《史记》的太丁，在《卜辞》、《竹书》皆记为文丁，也证明《竹书》是正确的。以上三证可傍证商代的总年508也是正确的。
    3.《竹书》前1071年“五星聚于房”是五星会合的最早记录。《春秋纬·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可作旁证，但无纪年。
    对此天象，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563页）中说：“中国古时很注意观测五星的‘合’和‘蚀’。”下有小字注：“《竹书纪年》（半系伪作）所载当是最有名的会合之一，似即公元前1059年的会合。”李氏的纪年有误，故用“似”这一不确定词。《竹书》对于天文学的贡献李氏是肯定的，但由于屈服了否定《竹书》氛围的压力，只好违心地说：“半系伪作。”
    由此可证《竹书》的商代纪年纪事皆是真实的；并能以此勘正古籍，证实天象，是有重大价值的。史学界以其大字注的错误殷年为根据否定《竹书》既是诬辞，也是诬证。
    关于第三条诬证
    《竹书》前1302年盘庚14年条下的大字注：“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773年更不徙都。”引自王国维《辑校》。此条大字注，徐文靖的12 卷本《竹书》无，王国维的2卷本亦无，朱右曾的4卷本是否有？笔者未见。
    其一，关于商人都殷。
    查核《竹书》正文，商人早在前1757年夏朝帝芒33年“商侯迁于殷”，自此称殷侯；至前1604年夏朝孔甲9年“殷侯复归于商丘”， 自此又称商侯。故前商居殷154年。这个殷应是后代的邺。
    商朝建立后，前1302年盘庚14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这个殷应是安阳小屯。其后代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庚丁、武乙皆居殷。故商朝居小屯达146年。
    但是，《史记》误记盘庚又南迁于亳，武乙复去亳徙河北。笔者据《竹书》和《卜辞》给以改正。
    据《竹书》记载，前1157年武乙由殷（小屯）迁于河北（邺），前1145年复由河北迁于沫（淇县），前1124年文丁由沫又复迁于河北，前1111年帝乙又由河北复迁于沫并改名朝歌。帝辛仍居朝歌，但小屯、邺作为陪都仍是其政务活动的居地，因为这三者已连成一片。牧野会战就是在朝歌城外的郊野，故称牧野。牧与沫、妹、坶，据杨向奎师考证就是朝歌，即现在的淇县。
    由此可知，自盘庚徙殷之后，尚有四次迁都，大字注“更不徙都”，误。
    其二，关于773年。
    《史记》因版本不同，有773、275、273、253年之说。王国维、郭沫若相信773年，日人泷川资言相信275年，陈逢衡、朱右曾相信273 年，吴春照相信253年。谁是谁非？查核《竹书》是前1302-前1050年，计253年。
    由此可知，大字注的773、275、273年，三者皆误。
    其三，关于商人迁都。
    孔颖达在《盘庚·疏》说：“班固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正十二也。”由于班固没能看到《竹书》，其说故误。
    笔者据《竹书》和王国维、丁山、陈梦家等专家的考证，商人迁都有18次之多。
    契封于商，1迁于蕃（滕州）；昭明2迁于砥石（泰安附近）；相土3迁于商丘，4迁于东都（泰安附近），5迁回商丘，昌若、曹圉、冥、季（据《天问》增）皆居商丘；亥6迁于殷（邺），上甲微、报乙、 报丙、报丁、主壬皆居殷；主癸7迁于商丘；汤8迁于亳，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巳、太戊皆居亳；仲丁9迁于嚣（隞， 郑州），外壬仍居嚣；河亶甲10迁于相（内黄）；祖乙11迁于耿（邢），12迁于庇（费县），祖辛、开甲、祖丁皆居庇；南庚13迁于奄（曲阜），阳甲、盘庚皆居奄；盘庚14迁于殷（小屯）；武乙15迁于河北（邺），16迁于沫（淇县）；文丁17迁于河北（邺）；帝乙18迁于沫（改名朝歌），帝辛仍居朝歌。
    对于此条诬证，朱右曾在其《汲冢纪年存真》的“序文”里说，《竹书》“不知盘庚之徙，已居河北。妄袭《史记》，又杜撰迁沫之文，可疑四也”。王国维比朱氏聪明，他在这条大字注下说：“此亦注文或张守节隐括本书之语”；但未指出朱氏以此否定《竹书》是诬证，说明他们是互相庇护。王国维否定《竹书》甚于朱氏，因为朱氏否定《竹书》只提出12疑点，而王氏则提出“废此书可”。仔细考查他们否定《竹书》的依据，除了诬辞之外，剩下的不就是众多的不合乎事实的诬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