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巡守制度的产生
    关于巡守制度，《尚书·尧典》、《孟子》、《礼记》、《史记》记之较详。后三书成书年代明确，唯对《尧典》历来争议颇大。
    孔颖达谓其出自虞史之手；顾炎武谓《尧典》即夏书，作于夏①；魏源以为系周史官所修②；康有为力主孔子改制、取法尧舜而作《尧典》说③；钱玄同肯定《尧典》必为晚周人所伪造④；郭沫若把它的作者具体地定为子思⑤；顾颉刚则说《尧典》作于汉武帝之时⑥；等等。堪称纷纷纭纭，莫衷一是。
    《尧典》篇首有“曰若稽古”四字，篇名称典，而不像当时政府的命令那样，称诰、称誓，且文字平易简洁，读时并无诘屈聱牙之感，因此，要说它产生很早，自然不便依信。但《孟子·万章》上篇已有“《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诸语，此段与今本《尧典》所载略同。另外，万章在同孟子对话时曾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各句也见之于今本《尧典》。用字微有出入，却显系采自《尧典》的文句还出现于《左传》中。这反映至少在战国以前，已有了流布较广的《尧典》定本。
    况且，竺可桢先生曾根据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为周初现象；唐兰先生认为《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语与殷武丁卜辞中的纪日法相同；胡厚宣和陈梦家先生都曾指出：武丁时卜辞中之鸟星，即《尧典》之日中星鸟，禀辛、康丁时卜辞有祭出入日者，应与《尧典》之“寅宾出日”、“寅饯纳日”相合，而《尧典》四宅以东方为析，西方为彝，北方曰，也与卜辞大体一致⑦。综合诸家意见，我们或可说《尧典》虽经后世整理增益，而变得严整完密，但其中保存的上古史料仍旧很多。这样，对它所记录的巡守制度，也便不能一笔抹杀。
    《孟子·梁惠王下》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选·东都赋》注引“逸礼”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谓天子巡行守牧也。”可见巡守之原意无非是指古王到各地巡视。《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就是指周惠王巡视虢公所守的土地。由此上溯，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关于巡守的实例。
    如《左传》隐公八年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也。”依此段可知，郑在鲁国附近，确曾有一块叫做祊的汤沐之邑，专供助祭泰山之用，到郑庄公，或见周王泰山之祀久废，因而便生“以祊易许”之心。这至少说明，西周诸王巡守东方，并致祭泰山，乃其定制；进入春秋，随着王室凌替，才日见崩坏了。《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说赐于卫的“封畛土略”是“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又“取于有闫之土以供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杜预注曰：“为汤沐邑，王东巡守，以助祭泰山。”则郑之祊邑与卫国据有的“相土之东都”，性质全同。其实，西周铜器多有“王在某”、“王在某师”、“王至某”之类的铭辞，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应视作巡守活动的实际记录。
    在西周，最热衷于巡守活动的，当推周穆王。据春秋人郑丹说，穆王曾打算“周行天下”，使各地“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只是经过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他才“获没于祗宫”。可是，这祗宫并非在宗周丰镐，而在华县之“南郑”。以此看来，他的行事与后来死在巡守路上的秦始皇原也相差无几。故屈原在《天问》中就特别提出：“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具体记录穆王巡守的书还有《国语·周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韩非子》、《史记》、《后汉书·西羌传》等。《史记·赵世家》曰：“缪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左传》昭公四年又谓“穆有涂山之会”。涂山旧说在安徽寿县，似穆王破徐后曾会诸侯于此，以威慑东南的夷人。
    另一个巡守事迹较显的周天子应是昭王。《楚辞·天问》说：“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宗周钟》称颂他“勤疆土”，并说当他巡视到南方时，“东夷、南夷具见，廿又六邦”，显然，其南巡活动曾卓有成效。但后来却遭到楚人的暗算，与“祭公俱没于汉水而崩”。故《牆盘》铭有“宖鲁昭王，广荆楚，惟南行”之辞，而屈原也发出过“厥利惟何”的疑问。
    “周因于殷礼”，“殷因于夏礼”，西周的巡守制度极可能不是周人的发明创造，而是夏殷巡守制度的延续。“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⑧，此当与周昭王南巡，“东夷、南夷具见”视同一律，都是讲的巡守活动。“夏桀为仍之会”，“商纣为黎之蒐”⑨，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会与蒐也只不过是巡守的一种异称。甲骨文中提到“王才（在）某”、“王步于某”的卜辞同样很多，或者当时的王都与穆王相似，统统怀有欲使其车辙马迹遍于天下的雄心。故而《天问》在问各代史时，于夏、殷部分也分别提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说明屈原对夏、殷两代的巡守制度不仅明瞭，而且寄予了相当的关注。
    我们认为，巡守制度的产生还应在夏代以前的尧舜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见他曾以尧作为不同时代的界标，认为尧以前的历史异常缥缈，而尧以后的历史则为信史。典籍常将虞夏或虞夏商周并列而连言之，如“虞夏之文”、“虞夏之道”、“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虞夏商周之胤”、“虞夏商周有师保”、“虞夏商周皆有之”等，数量颇可观。种种迹象表明，被称为虞代的尧舜时期应同夏商西周一起归入一个共性较多的历史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据专家分析，说尧舜时不仅旨在掠夺财富和奴隶的战争日益频繁，而且已有了私有制，有了刑法，阶级对立和阶级分化现象日趋严重⑩，这正意味着早期国家在夏以前就已萌生了。后来，周武王克商，先褒封尧、舜、夏、殷之后，大约正因为这些部族都曾是早期国家的开创者，自身具有一定的文明传统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