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述盐铁官营。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盐官设36处，分布在27郡；铁官设49处，分布在40郡。盐官的主要作用是组织生产盐务并转运及收取盐的专卖税，“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盐铁论·刺权》）对于销售盐则“笼合税之，令利入官。”（《史记·正义》）铁器则从制造到销售都是官营，《盐铁论·水旱》贤良说：“吏数不在，器难得，……远市田器，则后良时”，可以佐证。盐铁官营最直接的效果仍是聚集财力：“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当此之时，西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于大农”是“盐铁之福。”（《盐铁论·轻重》）
    铁器官营官销还有一个不大被人注意的正面效应，即延缓了铁兵器的外传，保证了西汉武帝时军队的战斗力。汉元帝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兵围困，上书皇帝，请发敦煌兵以自救。元帝犹豫不决，请陈汤议事，陈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汉书·陈汤传》）铁器官营官销六七十年后，铁兵器的制造技术才外传，而且与汉兵器的质量仍相差甚远。当然，盐铁官营确实有打击专以冶铁煮盐而称富于天下的豪民大贾的目的，但打击他们主要还是因为当初这些人不“佐国家之急。”
    四讲整顿币制。汉武帝时期币制的稳定经过相当长的实践过程。从文帝四铢钱改三铢钱，又从三铢钱改半两，再改半两为三铢。反复变动币制，一是国家急需用钱，二是允许郡县铸钱，“民间亦间盗铸钱”。这样“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前119年汉武帝决定造白金货币来兑现太滥的三铢钱，结果民间再直接盗铸白金币，直到白金币也贬值。前118年改制五铢钱，仍是盗铸不止，甚至“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赦自出者百余万人”，弄到“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史记·平准书》）的地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在元鼎二年将铸币权收回中央，由上林三官制钱，不仅严禁民间盗铸，而且也不允许地方政府、郡国制钱。同时提高铸造质量，使仿制较为困难。西汉币制终于稳定在五铢钱，并一直沿用到南北朝时期。这对于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和财富的积累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个阶段的敛财政策之所以比较成功，效应巨大，币制整顿成功是其关键。
    这里附带提提白鹿皮币。皮币出台并不是希图对社会经济有什么作用，只是为了让王侯多拿出些上贡的钱。但是汉武帝却在无意之中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的货币即纸币的前身。白鹿皮在西汉是俯身即可拾的材料，制造成币极为容易，要比冶铜制钱简单多了。但是却人为地定值极高，一尺见方价值40万钱，反而无人造假。这是因为它本身价值根本就值不了这么多，而是君王说它值多少就值多少，不受市场制约，一旦废除就成了废皮一堆。当时大农令颜异不懂武帝搞这种钱币的用心，反而谏言：“今王侯朝贺以苍壁，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汉书·武帝纪》）弄得武帝十分不高兴，后来找个茬把他杀了。这也反证汉武帝搞币制整顿最大目的是敛财。
    这第二阶段的敛财效果极为显著，数以亿万计的财富不仅支持了西汉对匈奴的最后一战，完成了征讨四夷、拓疆建郡的大业，而且封禅泰山、威仪天下，达到了武帝一生事业的最高峰。同时汉武帝也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第三阶段的敛财始自前98年止于前95年。这个阶段只出台了两项政策，一是酒类专卖，二是用钱赎死罪。这是敛财政策的尾声了，表现了一种极尽物欲。不计后果的特点。
    从天汉元年（前100年）至后元二年（前87年），是汉武帝统治的后14年。自元封元年汉武帝统治达到最高峰，他再向任何方向迈步都是走下坡路了，更何况他选择了极尽奢侈享乐这一条最陡的下坡路。由于第二阶段敛财政策的成功，朝廷财政状况大为好转，武帝便开始了享受着帝王所能享受的一切奢华。西征大宛四年，多半是为了汗血马及打开获取奢侈品的通路，陡增战争费用。同时又在长安大兴土木建宫室楼台，史载武帝此时的奢华：“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瑇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樷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汉书·东方朔传》）且大手大脚赏赐无度：“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史记·大宛传》）即使在元封二年（前109年）进行的治黄工程，太始二年（前95年）开白渠水利，其费用也远低于奢侈浪费。由是财政又渐趋于紧张，因而酒类专卖政策出台。
    酒类专卖，始于武帝，许多人以为又是桑弘羊首创。其实主意是少府出的：“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也。”（《盐铁论·忧边》）少府，秩二千石，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养。”师古注：“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少府提出要另辟财源，可见他感到皇室费用不足，但打的旗号却是“以赡边”。究竟酒类专卖政府可有多少进账？据吴慧先生计算，制成一千酿酒，官府至少可得25.2万钱的盈利，相当米价（每石35钱）的2.8倍。（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那么全国总计应当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支付边防应该有余，因此时并无大的战争。然而第二年（前97年）西汉政府却发布了赎钱50万可减死罪一等的法令，隔年又宣告一次，这就说明酒类专卖的收入仍无法填补因奢侈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此时西汉社会已相当不稳：“（天汉二年）泰山琅邪群盗徐勃等阴山攻城，道路不通，”（《汉书·武帝纪》）但汉武帝为了敛财却又将出了赎钱的亡命之徒放回到社会上，实在是不顾后果的下策。西汉后期社会实堪可忧了，敛财政策的种种负面影响开始显露。
    三、敛财政策的负面影响
    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在支持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拓展疆域，扩大对外交往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正面效应，并且也满足了汉武帝作为封建皇朝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生活享受欲望，实现了当初制定决策的初衷。但同时这些政策也给西汉社会以及后续时代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以下从四个方面作一简要述评。
    其一，培植出了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及社会阶层。汉武帝在选拔官吏上，特别是高级官吏上有一条非常明确的标准，即凡是支持他内兴功作，处事四夷国策而又能为他敛财的人，不管此人过去是作什么的，必定委以高官，授以厚禄。汉武帝选择大盐铁商人东部咸阳、孔仅主持盐铁官营；任用善于理财的宫廷侍中桑弘羊任大司农。畜牧主卜式因拥护汉武帝征伐匈奴且捐钱物佐国家之急，便被封官加爵，赏赐钱财，而当卜式对盐铁官营有微词时则立即贬官。大农令颜异不过对皮币作用不甚理解，说了几句不同意见，在武帝默许之下，丞相张汤就公报私仇将其处死。如此，造成高级官员无人再敢对敛财政策有任何非议，“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史记·平准书》）这样就无法避免敛财政策的负面影响。中下级吏员官僚则通过“入粟补官”，“入财者得补郎”，使得官员成分杂乱，导致吏治腐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们在为帝室、朝廷敛财的过程中，利用手中权力纷纷“坐市列肆，贩物求利，”（《史记·平准书》）趁机中饱私囊。正如董仲舒所说，各级官吏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董仲舒传》）他们“自市，则吏容奸”，“县官猥发，阖门擅市。”于是垄断市场，吏商勾结，巧取豪夺，造成“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奢僭之道著，自利官之役，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教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并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鹜，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财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紵，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盐铁论·刺权》。这些新贵们比旧日的盐铁私商更要富有。同时出现了上行下效的情景：“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盐铁论·地广》）“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万姓，”（《盐铁论·疾贫》）这种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集团最大特点就是“其贪而无厌也”（《盐铁论·疾贫》）。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确实打击了部分“不佐国家之急”的大商人，但是却扶植出这样一批更贪婪的官商阶层，从这个阶层中将要滋生出更大的豪强地主兼官僚，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这一点。西汉后期的豪族皆出自公卿，他们对百姓的压榨是极其残酷的。可悲的是，自汉武帝始，历朝历代都承继了这官商一体的传统，由此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商业永远附属于官僚集团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