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商周制度文化的大变革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9 〕王氏此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今天观之，很有调整增删的必要。我们认为商周制度的主要不同点可重新归纳为四点：（1 ）礼仪等级制度；（2）完善的宗法制度；（3）分封子弟之制；（4 ）百代同姓不婚之制。对于这种增删调整，我们有必要作以下几点说明。首先，礼仪等级制度是周人的首创，是周代制度文化的一大特色。王国维把它置于周人制度之外，是不对的。其次，宗法制度应独立为一条，而“立子立嫡之制”应当取消。在殷墟卜辞中，屡见“帝（嫡）子”与“介子”（庶子），可见嫡庶观念已经形成了〔10〕。而嫡长制我们以为在祖甲之后已经形成。《尚书·无逸》谓祖甲之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祖甲后从初生则立为嗣王储君，说明嫡长继承制已经形成了。《史记·殷本纪》排列殷人先王世系，祖甲与庚丁之间有“廪辛”，《汉书·古今人表》中祖甲与庚丁间亦有“冯辛”，即“廪辛”，然殷墟卜辞中“廪辛”或“冯辛”未出现于周祭祀谱。其原因大概是从祖甲立嫡长储君制以来，凡未立者只是过渡期的摄王，如春秋时鲁隐公一样。盖廪辛属于这种情况，故后世祭祀时未把他列入周祭祀谱。其次，商代宗法关系虽已产生，但并未形成严密的宗法制度，故周人高度完善的宗法制度应独立一条。而庙数之制和丧服之制应隶属于此。王国维把庙数之制单立一项是不合适的，它是由宗法制度派生出来并受宗法制度制约的。另外，取消了“立子立嫡之制”，分封子弟之制则应另立出来。尽管姬周统治集团最初立此制本意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姬姓天下，“昔周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但实际上周代由此而形成了新型的国家政体。它把君统与宗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嫡长子继承制为特点进行土地再分配：“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层层分封的特点造成了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此制的设立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
    3.商周思想文化的大变革
    商周两代之间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
    （1）从神权观念上看，商周神权崇拜观念的变化有三个特点。 一是商人的至上神是上帝，而上帝又是商人祖先神权中地位最高的高祖帝喾和天乙成汤；而周人的至上神“天”是上帝和百神的集合名词。二是商人以上帝为主的祖先崇拜是和日月星辰崇拜结合在一起的，而周人的“天”则是和祖先神群居的山岳-天室崇拜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商人和周人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圈。三是商人祖先祭祀权是集中辐辏型的，而周人的祖先祭祀权是分散层次型的；商代祭祀权在商王手中，周代则在大小不同的宗子（嫡长子）手中。以至于到春秋战国时代，“天地不通”、“民神不杂”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夫（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烝享无度，民神同位”，神权从神秘走向开放，从贵族走向民间，祭祀权彻底普及了。
    （2）从哲学思想看， 周人针对殷人天命不变的思想提出了“变易”的哲学观。商代认为商王是“帝（嫡）子”（《续存》上1859），掌握一切祭祀大权，“天位（立）殷適（嫡）”（《诗经·大雅·大明》），商王统治天下的权力永远是不会变化的。以至商纣王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的情况下仍不以为然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针对这种情况下，周人的“易”学思想出现了，“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易赞》），但“变易”为周人创造且为《周易》主要用意是可肯定的。《易·系辞下》云：“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皆为变易思想。依《系辞下》所言，《周易》产生于殷之末世。那么，它实际上是姬周统治集团为伐殷取天下而创造的思想理论武器。
    （3）从政治思想上看，商周之间的发展变化是从神事走向民事， 从神治走向德治。在商代，从殷墟卜辞中可知，商王敬祖尚神，大小事皆要请示祖先神隻的意志。在西周，周王统治集团面对“大邑商”骤然而亡的事实，认识到“天命靡常”，由总结夏殷“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的惨痛教训，更重视“聿修厥德”（《诗·大雅·文王》），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连祭祀也是在德而不在祭品上：《左传》僖公五年宫之奇就指出有德而祭受其福，无德而祭其神不享，于事无补。这种重民事而谈化神事的观念与商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王国维曾予以高度的评价：“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周）尤兢兢以德治为务。”他认为殷商之际的改朝换代是一场大变革。这场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11〕王国维的这些认识和评价，自然使我们想到了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提出的人类在公元前9 世纪至前3世纪认识首次有重要突破的“枢轴时代”（Axial Age，或译“轴心时代”）。周人革殷人之命后，完成了一系列的大变革，恰好导致了中国历史上枢轴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