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是一个和夏人、商人并存的部族，夏商时代周人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弃（后稷）至不窋，第二阶段自不窋至公刘，第三阶段自公刘至古公亶父，第四阶段自古公亶父至武王。由于文献中关于先周史的记载过于简略，因此本文力图依据考古发掘所提供的先周文化资料并结合卜辞、文献来逐段追溯先周历史。
    一 第四阶段先周史的证实
    第四阶段先周史从古公迁岐、季历被杀、文王作丰到武王都镐伐商，其下限是清楚的，上限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和“文丁杀季历”推算，古公亶父约与廪辛、康丁是同时代人，最早也不会早于祖庚、祖甲。因此先周四段应与商代晚期相当，对应于考古上的殷墟三、四期。50年代以来周原和丰镐遗址考古发掘的丰硕成果已经搞清了周原与丰镐的地望，并已证明关于第四阶段先周史的记载是正确无误的。
    自1933年在宝鸡斗鸡台首次发现先周文化遗存以来已陆续发现了几十处先周文化遗址，其中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存有长武碾子坡，长安沣西，武功郑家坡，岐山贺家村，扶风刘家、北吕，凤翔西村，宝鸡纸坊头〔1〕。它们的年代除碾子坡早期可以早到古公亶父迁岐之前以外，其余均属先周四段。依据这些资料考古学家在先周文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三个重要成果：
    首先，搞清了夏商时代在陕西并存有五支青铜文化：商文化分布在关中东部的耀县、华县、西安一带，最西达到扶风；鬼方文化分布在陕北绥德、清涧一带，最南达到淳化，其与晋西石楼地区的青铜文化属同一系统；僻于陕西南凤县一带的龙口类型文化含有明显的寺洼文化和蜀文化因素；姜戎文化分布在宝鸡以西一带，最东达到扶风；以上四支青铜文化皆非先周文化，只有分布在泾渭地区的才是先周文化〔2〕。
    其次，把以扶风刘家、宝鸡纸坊头和晁峪为代表、以高领袋足鬲为典型器的刘家（姜戎）文化与先周文化分开了〔3〕。
    第三，证明了甘青地区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齐家文化都与先周文化有密切联系，但都不是先周文化的源头〔4〕。
    在扶风、西安、兰田、华县、耀县、铜川一带发现了许多商代遗址，其年代大都属于二里岗期或殷墟一、二期，只有个别晚到殷墟三、四期〔5〕。 而扶风刘家遗址的发掘又表明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商周之际从扶风向西直至宝鸡、天水一带都是刘家文化（含晁峪、石嘴头类型）分布区。刘家文化的典型器为带双耳的高领袋足鬲与双耳罐、使用偏洞墓和有随葬石块的特殊葬俗，它已被确认是羌人的遗存。上述事实表明在先周四段以前周人并没有生活在关中地区，关中以扶风为界，东部是商人版图，西部是羌人领地。正因为商人和羌人在关中接壤，所以在殷墟卜辞中可以见到大量关于征羌伐羌和用羌人祭祀的记载。而当古公亶父迁岐之后周人占据了商、羌之间的中间地带把他们隔开了，所以武乙、文丁之后的卜辞中就只见用羌人祭祀而不见征伐羌人的记载了。
    周人进入关中之初是臣服商人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来朝，《诗·大雅·大明》记载季历娶殷贵族挚仲氏之女为妻，周原甲骨文中周人自称“周方伯”并祭祀成汤、太甲和武丁，都证实了商周之间的这种臣属关系。古公亶父迁岐后娶太姜为妻，以后武王又娶邑姜为妻，文王和武王还都得到姜尚的鼎力相助，周姜联姻和羌人对周人的支持与商羌交恶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考古上即反映为刘家文化与先周文化的融合，岐邑范围内出现姜戎墓地也可以此解释，武王灭商后刘家文化便迅速地消融到周文化之中了。
    随着周人势力的扩张，商人从关中东撤，《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正是商人东撤的反映。至于文丁杀季历和帝辛囚西伯昌则透露出商人企图遏制周人扩张所作的努力。因此，在关中西部至今未曾发现过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商人遗址。西安老牛坡出土的商代晚期墓葬表明，这一带可能是商王朝在关中的最后一道屏障--崇方〔6〕，而到文王作丰之时崇方也被周人翦灭了。
    二 第三阶段先周史的证据与疑点
    第三阶段先周史是从公刘迁豳开始的，但公刘何时迁豳却无明文记载。从古公亶父到公刘共历十世，由此上推，先周三段约相当于商代中期，肯定对应考古上的殷墟一、二期，可能还对应二里冈上层。
    先周三段周人居于豳地。豳地在今旬邑、彬县、长武一带，这一点历史文献方志均无异议。长武碾子坡的发掘也为此提供了考古学证据。碾子坡早期居址与墓葬是迄今唯一已发掘的年代早于古公亶父的遗址。碾子坡早晚期之间的文化面貌有明确的延续性，而且甘肃平凉的大陈、庄庙、翟家沟等地也都发现过类似碾子坡早期的陶盆、陶豆、陶鬲〔7〕，可见第三阶段先周文化曾广泛分布在泾水中游地区， 因此李峰认为在这个由子午岭、六盘山和陇山环抱的半封闭地域孕育了周人的早期文化〔8〕。
    殷墟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周方的记载，《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收录的87条关于周方的卜辞中一期卜辞占80条，其内容记载了商周之间发生过的一场大战和双方密切的往来，武丁以后的卜辞只有7 条而且内容简略不明详情。有人认为武丁“寇周”、“周”是古公亶父去豳迁岐的原因〔9〕，可是上文已经分析，古公亶父迁岐的时间不可能早到武丁时期，因此武丁时期周人应当仍旧生活在豳地。在扶风和耀县都已发现年代早到二里冈期和殷墟一、二期的商人遗址，这些深入关中腹地的商人西和羌人接壤，北与周人为邻，这样，武丁卜辞中的商羌战争和商周关系便都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了。然而迄今为止，豳地所发现的先周三段遗存的年代都是相当于殷墟二期即先周三段后期的，尚未发现先周三段前期即相当于殷墟一期和二里冈期的遗存，因此，一期卜辞中的周方是否确在豳地，现在还未得到考古学的证实。这是关于第三阶段先周史的第一个疑点。
    《史记集解》引皇甫谧云：古公亶父迁岐后“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古公之前周人居豳，然而武丁卜辞中已有“周方”之名，可见并不是周人因地得名，而是周原因周人徙居该地而因人得名的。
    长武、彬县一带已发现的许多先周文化遗存除碾子坡早期以外年代都在先周四段〔10〕，平凉庄庙和庆阳巴家嘴还出土过类似碾子坡晚期的陶鬲〔11〕。这些证据表明，如果该地区真是豳地，那末在古公亶父迁岐后周人仍聚居于此地，这与《史记·周本纪》“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山”的记载不甚吻合。这是关于第三阶段先周史的第二个疑点。
    泾渭流域的先周文化可以追溯到第三阶段晚期，可是还有这样两个存疑待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