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夏代纪年后晋南成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区，已发现的42处东下冯类型遗址有36处分布在临汾盆地，6处在运城盆地。尽管东下冯类型多鬲、有斝、甗等文化因素和陶寺类型、三里桥类型都有些相似，但其文化的整体面貌既与三里桥类型相去甚远，又不是陶寺类型的自然延续〔22〕，却与二里头类型同属于二里头文化，而且其形成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略晚，所以它是二里头类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向晋南传播、继承了当地陶寺类型的某些因素、并受到北邻的光社文化和东邻的先商文化影响而形成的〔23〕。
    分布于伊洛平原的二里头类型是中原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发展而来的，但是二里头类型的带流鬶、凸弦纹觚、折盘形豆、单耳鼓腹杯、三足盘等器形都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而与王湾类型有别，二里头类型墓葬以觚、鬶、盉等酒器和三足盘、平底盘、豆等食器随葬的习俗也都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而与王湾类型有别，因此，李伯谦认为二里头类型很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形成的夏文化〔24〕。东下冯类型和二里头类型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但是却缺少上述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器物，而有单耳罐、鬲、斝、甗、蛋形三足瓮等富有北方文化色彩的器物。综上所述，东下冯类型应是一支从豫西迁到晋南的夏人留下的遗存。
    如果这支夏人就是先周一段的周人，那末《尚书》中“周人尊夏”的现象就能得到圆满的解释了〔25〕。由于东下冯类型的年代比二里头类型略晚，而且东下冯类型又缺乏带东方文化色彩的器物，因此可以认为周人是因为太康失国才进入晋南的，后羿入主中原后并没有渡河追击北迁的周人，因此周人保持了自身的文化没被“夷化”，并在晋南一直生活到夏朝末年。这次迁徙的原因可以说是“夏后氏政衰”，但晋南原是尧都所在地，该地的陶寺类型就被认为是唐尧部落的遗存〔26〕，这次迁徙决不是“奔戎狄之间”，所以，在夏初率领周人从豫西进入晋南的应是某一代后稷而不是不窋〔27〕。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晋南留下台骀、稷王山、稷祠、稷亭、稷王庙、姜原庙等地名、古迹与传说。
    东下冯类型与陶寺类型分布在同一地区，而且两者年代互相衔接，但是两者的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器形、组合等方面可资比较的地方却很少，所以它们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这一事实意味着夏初在晋南发生过一次居民的置换。《史记·五帝本纪》曰：“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陶寺类型晚期的年代已进入夏代纪年，或能证明夏代初期陶唐氏在晋南还有一席之地，但是当周人进入晋南后他们就被赶走了。《古本竹书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取代陶寺类型的事实不仅可以证明这一记载是可信的，而且可以反证东下冯类型当是第一阶段的先周文化。
    据李民考证，丹朱所居的丹水不是陕南的丹江而是晋东南的丹河〔28〕。对此目前还不能用考古资料予以证实，不过根据太谷白燕遗址二期与三期文化的材料可以知道，龙山时代陶寺类型曾经波及影响到晋中广大地区〔29〕，而进入夏代纪年后，与陶寺晚期的直口肥袋足鬲、方格纹单把鬲、双耳罐、斝、簋、折肩罐相仿的器物一直远播到内蒙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30〕。联系到《舆地广记》有“（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31〕，上述事实可能意味着尧的部分后裔在周人入主晋南时迁徙到了遥远的北方。
    学术界已经确认二里头类型是夏文化，既然晋南并不是二里头类型分布区，为什么自古以来都称晋南为夏墟呢？这是因为周人与夏人本是同族，而且他们是由于故土沦于东夷之手才进入晋南的，所以就把夏族祖先的古迹、地名都带到晋南来了。否则按《世本》所言禹都阳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就得认为东下冯类型是夏文化，那样二里头类型就没有着落了，既无法解释东下冯类型与二里头类型的关系，也无法解释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了。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那末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就是第一阶段先周文化遗存。
    3、晋中：太原盆地的土著文化与第二阶段先周文化的线索
    晋中太原盆地及迤北忻定盆地的龙山时代遗存中含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第一种是以夹砂罐和小口篮纹壶为代表的本地区仰韶文化晚期文化的延续，第二种是以釜形斝、盆形鼎、盘口盆为代表的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第三种是以彩陶壶、长颈壶、短颈壶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周邻地区文化的影响下本地区先民创造出了以双斝手鋬式鬲为特色的晋中龙山文化。
    进入夏代纪年后晋中龙山文化陶器的整体面貌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出现的高领鬲和空足三足瓮成为晋中夏代文化的标志，它也被称作光社文化。由于在晋南的陶寺类型晚期遗存中已经出现成熟形态的高领鬲和空足三足瓮〔32〕，而且夏商时代这两种文化因素又广泛出现于陕西李家崖文化、内蒙朱开沟文化〔33〕和蔚县夏家店下层文化〔34〕之中，因此我们更加坚信，光社文化是在陶寺类型北迁的强烈影响之下形成的。不过光社文化并不是陶寺类型的自然延续或后裔，而是太原盆地的土著文化。由于所处地域邻近，它与东下冯类型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扁三角形足鼎、四足方杯、筒流爵、空足三足瓮等器物反映出来的。
    进入商代纪年后晋南成为二里冈文化分布区，22处二里冈期遗址一半分布在临汾盆地，一半分布在运城盆地，出土的器物与郑州二里冈相同，完全是商式的，而与东下冯类型几乎没有什么继承关系，另外在东下冯和垣曲还都发现有二里冈期的夯土城址〔35〕。这些事实意味着在夏商之际晋南又发生了一次居民的更替，这次是周人迁出商人迁入，这一事件应该就是“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了。
    进入商代纪年后晋中地区也出现了商式的翻缘鬲、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但是却缺乏圜底器、大口尊等二里冈期商文化中常见的器形，而其最有特色的绳纹口侈沿深腹鬲、三足瓮、小口绳纹罐和单把嘬口罐等器物又绝不见于二里冈文化。晋中在商代没有象晋南那样“全盘商化”，这意味着该地区仍为土著所盘踞，这和文献与卜辞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当商代初期商人掩有晋南与关中东部时，不窋只能率领周人向北迁徙避入戎狄之间，而晋中便是他们迁徙途中的第一站。
    晋中太谷白燕遗址第五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白燕五期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出现大量商式翻缘鬲，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独特的三足瓮，瓮足从空足变成实足，这说明白燕五期文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自身特征，同时又与商文化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而同东下冯类型的关系比较疏远。白燕五期遗存的这一特点说明，不窋没有避入晋中的太原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