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关注的德治、孝道、礼仪等级、天命等问题，在《尚书》、《诗经》的《大雅》、《周颂》以及西周金文中都出现了。现代学者皆云“仁”是孔子的创造，因为在西周时期的文献及金文中还未见“仁”字。但是，“仁者，人也”。《说文》小篆“仁”字从人从二，此“二”在甲骨金文的古文字系统中是重文符号，不是“一二三”数目中的“二”。因此，此“仁”即“人人”，前一“人”即古汉语语法的名词意动用法，其义是“把人看作人”。此应为“仁”字本义，“仁”的其他义项都是在此基础上引伸出来的。这就是说“仁”字的本义就是一种人道思想观念。而人道观念则在西周时期便出现了，而且确实多出自周公之口，是《书》《诗》经常诏诰咏叹的话题。特别是在《尚书·无逸》中，周公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人在知政前应“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他明确地反对“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他主张以一种宽大为怀、勇于改正错误的态度去对待怨恨、詈骂自己的“小人”：“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骂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这就是说：有人告诉你：“小民怨恨你，骂你。”你自己就应诚恐诚惶地去崇敬并修炼美好的品德。对自己的过错，不仅不敢含怒，而且应坦率地说：“我的过错，的确像那样。”特别是周公在《无逸》中告诉后人要以文王作为榜样，像文王那样，“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培养美好、柔和的品德，关心保护小民，使鳏寡孤独的老人受到恩惠。这正是一种人道观念。
    孔子的“仁”是“爱人”，“仁者，人也”，就是把人看作人。那么周公时代所主张的了解“小人”的隐情，以平等态度待人，“徽柔懿德、怀保小民，惠鲜鳏寡”等等，可以说就是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不见“仁”字的仁德思想后来为孔子所继承，并明确地用“仁”字来表达。因此，我们不能说西周还没有“仁”字，就没有仁德思想观念。
    其实，最早看到影响并主导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的孔子儒家和周初周公等政治家师承关系的是梁漱溟。他在1949年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中把中国数千年来所形成的文化特征称之为“周孔教化”，周即周公，孔即孔子。梁氏说道：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16〕梁先生指出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形成的因素中“周孔之力最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现在谈论孔子儒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作用，不能不首先肯定周公等人的历史功绩，不能不给予他们一定的历史地位，因为周初周公等人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而孔子只是继承和宣传者。
    三、从文化的动态性看商周文化的变化特点
    当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文化可再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1.物质层次；2.制度层次；3.习俗层次；4.思想与价值层次。从这四个层次上看，前面所说邹衡、严一萍、张光直对商周文化的比较是物质层次的。如张光直仅把夏商周三代考古遗物作了比较。徐中舒所进行的比较也基本上是在物质层次上展开的，但他同时也从制度上，如亲族制度、历法制度等，进行了比较。专门从制度层次来认识商周文化异同的是王国维与郭沫若。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对嫡长制、宗法制、丧服制、分封制、庙数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方面比较了商周文化的异同。郭沫若从社会制度上比较了商周社会的不同〔17〕。从思想与价值层次比较商周文化异同的则见于郭沫若《青铜时代》中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18〕
    目前有关商周文化异同比较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莫过于风俗习惯层次。其实，记先秦文化的文献中大量记述了殷礼与周礼中风俗习惯的不同。如《礼记·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旗，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等等。徐中舒先生说：“像这一类的记载，其来历都不明白，而且也无关重要，现在只得暂置不论。”〔19〕这大概道出了学者们对此寓目不多的原因，但谓“无关重要”则非。文化的习俗层次是与文化深层的方国部族心理和思想价值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殷人“牝鸡司晨”，而周人主张“牝鸡无晨”（《尚书·牧誓》），表面上是风俗习惯不同，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妇女价值观。难道这样的习俗研究是“无关重要”吗？目前，商周习俗文化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进展，如“殷人尚白”习俗的考证。〔20〕笔者以为“周人尚赤”之说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诗经》、《尚书》及金文中屡见上牲用“骍”，上等赐品有赤芾、朱芾、彤弓、彤矢、赤舃等等。可见《礼记》等文献谓殷人尚白、周人尚赤之说并非子虚乌有，更非疑古派所说这些是邹衍五德相胜历史观产生后才捏造出来的。特别是商周在祭祀、人殉等方面反映出来的巨大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风俗习惯的不同。《周易·既济》曰：“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习俗的不同导致了祭祀方式的差异，而文化深层差异仍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的。
    而且，文化的习俗层次乃是最富于动态性的部分；它的动态性是“文化”这个概念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