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的伯，有曹伯、巢伯、吴伯等。吴的例子也很典型。吴本伯爵，春秋时吴君自称王。在黄池会前，晋大夫董褐利用吴君“欲守吾先君班爵”的诺言，折辩吴君说：“今君掩王东海，以淫名闻于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荆蛮则何有于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诸侯是以敢辞。夫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孤敢不顺从从君命长弟。”（18）这段话证明，在周室班爵禄时，吴确实曾接受了伯爵的命圭。这是周代诸侯有五等爵的又一有力证据。春秋时，吴自称为王，是“淫名”，是“卑天子”，属于僭越行为。所以晋与诸侯在黄池会上拒绝公开承认吴的王者地位。因为“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晋仍承认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是，晋人说如果吴能放弃王号，改称“吴公”，晋也可以让步，同意由吴主盟。这又证明了春秋时期列国可以实力地位破坏周代的爵禄制度。至于《春秋》称吴君为“子”，那是因为《春秋》以“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是它用来“正名”的一种笔法。
    子、男。《白虎通·爵篇》：“子者，兹也，兹兹无已也。”可见，子本是从王、公家族中分化出来的后代子孙。子演化成为爵位，当起于商代。《尚书》载商末有微子、箕子。周承商制，沿用了子的爵号，在周原第十一号窖穴第八十三号甲骨上就有“今秋，楚子来”字样。但是，在西周大分封时，华夏族受封的子爵很少，且多为内小国。如《左传》文公三年有“沈子”，系周公后；桓公二年有“郜子”，系文王后。在东周内有王季子，本爵为子，受采于刘，为王室卿士，谥刘康公，其后世子孙称刘子。
    子爵大都为夷狄之君。《礼记·曲礼》说：“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郑玄注：“九州之外也，虽有侯伯之地，本爵亦无过子。”如楚子、徐子、潞子、鼓子、肥子、莱子、夔子、白狄子等。依此，华夏诸侯有用夷礼者，也称子，如上文所言“杞子”。
    子又是诸侯在服丧中的一种称谓。《春秋》僖公九年：“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葵丘。”宋子即宋襄公，其所以称子，据《左传》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会诸侯，故曰子。”又说：“凡在丧，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杨伯峻注曰：“公侯包五等诸侯言之。《春秋》之例，旧君死，新君立，不论已葬未葬，当年称子，踰年称爵。”杨注又引叶梦得《春秋传》曰：“一年不可以二君，故未踰年之君不以爵见，内外皆称子。子般、子野卒，宋襄公以‘宋子’会葵丘，陈怀公以‘陈子’会召陵是也。未踰年，虽既葬，内亦称子不名，子赤卒称‘子卒’；外亦称子，卫成公以‘卫子’会盟于洮是也。旷年不可以无君，故踰年之君既葬称爵，郑厉公以‘郑伯’会武父是也。虽未葬，亦称爵，卫惠公以‘卫侯’会诸侯及鲁战，宋共公会诸侯代郑是也。”又，《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解《春秋》“子般卒”曰：“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踰年称公。”《左传》、《公羊传》的这些解说把诸侯在丧称子的各种情况讲得十分清楚了。
    男。郑玄《周礼·夏官·职方氏》注：“男之言任也，为王任其职。”孔晁《逸周书·职方氏》注：“男，任也，任王事。”在先秦文献中，男爵很少见，《左传》仅有许男、宿男、骊戎男三例。
    当然，在先秦文献中伯作为行次、子作为尊称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因为它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恕不论列。
    三
    周代诸侯的爵秩等级像世间其它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上引《左传》、《国语》等文献证明周代诸侯爵有五等，但据《公羊传》说《春秋》以公为一等，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是三等。《孟子·万章下》说：“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四等。同时，孟子说这仅是“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左传》、《国语》与《孟子》、《公羊传》所载周代爵秩等级的不同，其实就是周代诸侯等级不断变化的反映。这一点也在《周礼》的记载中有所表现。《周礼·地官·大司徒》讲周代诸侯虽有“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五等，但依其所食之地划分，则只为“公食其半，侯伯叁之一，子男四之一”三等（19）。这又与《孟子》所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体相同。可见，周代所封诸侯虽为五等，但从封地或所食之地看，实为三等。而公与侯、侯与伯、子与男等的差别，只是礼仪形式问题。所以经过从西周到春秋的二、三百年变化，大体上就变成了《春秋》所说的三等。
    春秋时，诸侯爵等的另一种变化，是列国不再以昔日的爵秩高低，而是以实力地位来论大小和强弱。《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春秋时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完全正确的。据《左传》成公三年，晋卿荀庚与卫卿孙良夫同时聘鲁，鲁成公询问大夫臧宣叔会盟时将以谁为先？臧宣叔说晋为大国，卫与晋比仅为小国，晋又是伯主，所以应以荀庚为先。杜预也说：“春秋以强弱为大小，故卫虽侯爵，犹为小国”，小国应“降大国二等”。在周初，晋、卫同为元侯，而今晋强卫弱，卫已沦落成三流国家。
    卫虽沦落为三流国家，所幸仍系侯名而爵号未黜，而杞、薛等国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上文我们说过，杞在春秋由于受到徐、莒侵袭，国势日削，所以杜预说它被时王黜为伯爵。又《左传》庄公三十一年：“薛伯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外诸侯卒葬表》引《汇纂》云：“薛称伯，时主所黜。”杜预与《汇纂》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白虎通·爵篇》引《韩诗内传》曰：“诸侯世子，三年丧毕上受爵命于天子。”即说依周制，旧君死，新君立，要接受天子的爵命。东周以降，王权削弱，此制已不通行。但据《左传》天子仍有册命诸侯之权，如僖公十一年，晋惠公立，“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赐公命”。杜预注：“诸侯继位，天子赐以命圭”。又如，庄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策命晋侯为侯伯”。既有策命权，就有贬黜权。周桓王褫夺郑庄公王朝卿士职，周庄王支持卫公子黔牟、褫夺郑庄公王朝卿士职，周庄王支持卫公子黔牟，黜抑卫侯朔都是例证。所以，杞因微弱被黜，薛因从属宋国被黜，应是可信的。
    春秋时，一些弱小国家为减轻贡献给霸主的贡赋，或受大国挟持，或托庇于大国，从而自贬其爵，甘居小国地位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晋、楚在宋召开弭兵大会，邾、腾等国为摆脱向晋、楚双方纳贡的负担，即甘心降黜，不以诸侯身份参加盟会，而私属于齐、宋。齐、宋乐得有人帮助纳贡，自然也愿意以他们为私属。邾本小国，自不必论。滕本侯爵而附庸于宋，就是自贬其爵了。又，《左传》定公元年，晋会诸侯筑成周城，宋大夫仲几“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杜注：“欲使三国代宋受功役。”季氏本曰：“薛自桓公以来，服属于宋，鲁虽与同盟，犹以宋属待之。”（20）郳是小邾国。是时，薛、滕、郳《际撬喂接埂！洞呵铩芬浴*
    正名”为宗旨，最重视名位。鲁成公二年，诸侯在蜀地会盟，由于蔡、许二君乘楚人车而失位，《春秋》于是盟即不书蔡、许之君。君子评论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滕、薛自行黜降，甘居附庸地位，所以《春秋》对滕始称“侯”而后称“子”，对薛始称“侯”而后称“伯”，通过王室或他们自行的贬黜来表现他们的附庸地位。犹如杞用夷礼，《春秋》即以夷狄的称谓待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