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朝民族政策评价
    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与民族融合是一个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是强制与非强制二重性的对立与统一。在夏朝的历史条件下，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处于主导地位，并构成其民族政策的基点，但夏朝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权力和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兼顾到各民族、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的利益，制定和实行一些适合当时历史条件和民族状况的政策。这类政策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和调整当时的民族关系，对促进民族统一和融合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样，主观上的统治压迫倾向和客观上的融合统一需要就相互交织并互为因果，构成了夏朝及其以后各王朝民族政策的基本策略。夏朝民族政策实施的结果，既有其恶化民族关系，加剧民族矛盾的一面，又有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形成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一面，而后者应是其民族政策的主流，其实际效果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一）由夏朝的名称看，它构成了一种政策导向，有利于形成精神上的民族凝聚力，并促进民族的融合与统一 《尔雅·释诂》曰：“夏，大也”。〔31〕《尚书》注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32〕在当时众多的方国和民族集团中，夏是相对进步和强大的，夏把自己的居地视为“天下之中”，夏王以“天下共主”和“为天下君”自居，在主观上和政策目标上，有歧视、同化和控制、统治其他民族的意图，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实现民族融合与统一。从地理上和经济上联系的意义讲，大国比小国的优越性大得多，这是民族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是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的基本原因和动力。“大国”、“天下之中”、“天下共主”等政策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在客观上初步形成了一种整体观念和大一统思想，构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民族凝聚力，使各民族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认同心理和归属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有分有合，但国家统一的局面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除了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的原因之外，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心理是起了巨大作用的，而这种心理发端于夏朝，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被不断强化和稳定下来，时至今日，“华夏”仍成为中华民族整体概念的一个代称。
    （二）从夏朝的统治领域和四百余年的存在看，其民族政策在时空上产生的强大辐射和向心作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周边民族的内聚 夏朝的统治领域，按段连勤《夏商周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所述，除其直接统治的“王畿”外，其外围尚有三苗、东夷、西戎等族的上万个氏族部落归属或归服于夏朝。所以，广义的夏朝应是夏后氏和居于夏朝统治中心区外围，奉夏朝为宗主国的“万国”的松散松散联盟。〔33〕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可能反映两种情况，一是夏时“里”的范围究竟有多大，二是夸大了夏朝的辖区，但最终都从“大”的角度说明了夏朝的统辖区域和民族关系，说明了夏朝民族政策控制和影响的相应范围。
    夏朝是否有“要服”和“荒服”的辖区？据考古资料佐证，我国北方地区受夏商周的影响是很深的，如长城南北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同夏商文化并存的青铜时期文化，将其与时代相当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陶器群相比较，可发现它们无论是器物的组合还是制陶的方法都有许多相近之处。此外，在文化遗迹方面也有许多与夏商文化相同之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内涵很复杂，最初承袭了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接着又和夏发生关系，受到夏文化的影响，至商时关系更为密切，反映出一个上下承接的发展过程。〔34〕另外，从今宁夏海原菜园村林子梁遗址和切刀把、瓦罐嘴、寨子梁等新石器晚期遗存，和固原南部丘陵山区相当广泛的同类型遗存看，体现出农牧并重的特点，其生产形态和葬俗与齐家文化有许多联系。这说明宁夏一带在原始时代，是炎黄后裔族与戎狄游牧部族杂居的地方，且戎狄受华夏文化影响，从游牧转向了半耕半牧的定居生活，他们的居屋，使用的生活用具、墓葬形制及陶器组合等，与陕甘地区、乃至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文化水平大体一致。〔35〕上述材料说明，我国古代北方诸族与华夏族有着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源于夏前，至夏时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可能以“要服”、“荒服”等政治手段进行控制和管辖，到商周时发展为更直接更广阔的辖制关系，秦汉时最终促成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正式形成。
    费孝通先生曾谈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它在文明曙光时期，即从新石器时期发展到青铜器时期，已经在黄河中游形成它的前身华夏族团。”〔36〕这实际上也是对包括夏朝在内的先秦时期政治格局和政策影响的一个基本概括。
    （三）从民族关系看，夏朝的民族政策是其维系与周边民族亲疏关系的重要纽带 对于不同于夏族的民族，不管他们位居何方，夏往往以“夷”称之。但“四夷”不是具体的民族概念，蛮、夷、戎、狄都是泛称，其原意并不是从民族角度来区分，而是以王朝统治势力所及为标准，加上方位来定名的。“四夷”固然有歧视其他民族的意思，但更深层地看，则体现着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特定关系，“夷不乱华”、“夷夏”等只是“内外”之分，是统治与被统治之分。这说明华夏之中有四方的少数民族，尽管被历代王朝把他们划分内外，而在民族关系上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芬三年，九夷来御”。“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帝癸即位，畎夷人于岐以叛。元年，跂踵戎来朝。〔37〕”太康既尸天子，以佚豫蔑厥德， ……于是四夷背叛，黎民咸贰”〔38〕等等，虽为后人追载，却也能说明夏族的政治核心地位及其与四方各民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说明其民族政策控制和影响的基本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