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史书如《潜夫论·五德志》、《晋书·刘元海载记》、《史记·夏本纪·正义》、《史记·六国年表》等，也把禹与戎、夷联系在一起，称“戎禹”、“西戎”、“西夷”，或“禹生自西羌”。而某些史籍如《左传》、《墨子》、《孟子》等，则把禹和夏联系在一起称为夏禹。后代文人的追述，固然有加强统一，消除以往民族间的隔阂，对日益扩大的诸夏融成一个整体的既成事实加以渲染的色彩，但这种把各种不同族源的神话传说熔为一体的论述，恰恰反映了我国自古以来错综复杂的、互相依存渗透的民族同化和融合关系，反映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是包括蛮夷戎狄等在内的民族共同融合而成的，而夏朝的民族政策在其中应起到相应作用。
    （四）从民族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夏朝的民族政策为奠定其民族凝聚核心地位创造了一定条件 夏族本身就是由有关少数民族互相同化、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正是这种融合使其较其他民族更先进、更强大和更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并奠定了其民族凝聚核心的地位。由于夏朝统治势力和政策影响所及，与夏族文化接近的民族也逐步与之融合，成为夏族民族集团和华夏民族集团。夏时，虽然存在着夏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和与夏王关系亲疏不同的诸侯国，但凡与夏王畿的人们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诸侯国的人都会接受夏这个族称，并把自己视为夏族的一部分。以后商、周、秦汉各代，虽然自称商人、周人、秦人、汉人，但同时也接受和继承了夏族这个统一的称谓。〔39〕这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时所言：“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40〕
    （五）从夏朝的战争结果看，其战争政策亦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夏族统治者通过军事上的巨大优势，为夏朝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扩大了夏族在各族中的影响和作用，使其当然地成为民族聚合的中心。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之一，是统治民族应用国家机器，实施民族征服战争，用暴力手段征服和兼并其他的民族和政权，把自己的统治势力扩大到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这是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民族战争，总体的和最终的结果，不是导致各民族的日益对抗和分裂，而是由分裂到统一，在统一中有分裂，最后是趋向于越来越巩固和越来越广泛的统一。夏朝的民族战争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这一规律来构成和发展的。
    综上所述，由于夏王朝要以“天下共主”的地位来“王天下”，当然要尽可能地与其他民族进行交往，并通过其民族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恩威并施地、最大限度地对其他民族和方国施加影响，以实现直接或间接的统治或控制。而其他民族和方国出于对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钦慕和政治优势的畏服依附，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夏为中心，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样，基于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基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日益接近、互相吸收和共同发展，就以夏为聚合中心，在相应程度和范围内实现了民族融合，并为华夏民族的最终形成和秦汉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注释：
    〔1〕陈庆藩：《庄子集释》卷10下《天子》第四册，中华书局， 1961年。
    〔2〕〔13〕〔19〕〔20〕〔21〕〔23〕《史记》卷2，《夏本纪》。
    〔3〕〔4〕〔6〕《尚书正义》卷6，《十三经注疏》上册。
    〔5〕《史记·夏本纪·集解》76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7〕〔37〕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8〕《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
    〔9〕《国语·晋语一》。
    〔10〕《左传》，襄公七年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
    〔11〕《韩非子·饰邪》。
    〔12〕《国语·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14〕《孟子·告子下》。
    〔15〕《列宁全集》，第32卷，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淮南子》，《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
    〔18〕《尚书·大禹谟》，《十三经注疏》，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