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央委员会对此竟然毫无察觉。3月17日晚， 与梯也尔召开军事会议的同一时间，中央委员会也在巴法鲁亚街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会议，一直到18日凌晨3时半。散会时还约定第二天晚上11时继续开会。他们对当晚巴黎发生的事变毫无知晓。许多中央委员直到18日早上8 时才被国民自卫军的鼓声惊醒。他们看到街上张贴的政府布告，才知道巴黎发生的事情。
    有一种看法认为，3月18日清晨，“当群众自发地拥向街头， 围住士兵并开始同他们联欢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便开始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而发挥作用，并向各营发布指示。”（注：凯尔仁策夫：《巴黎公社史》，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6页。）这种看法未免夸大了，不符合历史真实。 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布尔西埃在回忆录中所写，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你知道，18日清晨，巴黎是怎样觉醒起来的。委员会委员们从街谈巷议，从官方布告，知道一些夜里所发生着的事变。至于我呢，在8时左右醒过来， 急急忙忙穿了衣服，穿过国民军占领的巴斯提尔广场，向巴法鲁亚街走去。……约在10点半时，我到达巴法鲁亚街，……那里已经集合着我们一些同志，……到了中午，大家还期待事变的发展，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注：阿·伊·莫洛克等主编：《世界近代史文献》卷2第1分册，高教出版社1957年版，第31-32页。）到了下午，中央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仔细研究和分析人民自发起义的情况，决定改变保守的防御立场，采取进攻的方针。它兼权熟计国民自卫军各营攻入市中心所穿过的距离，那些可以夺到武器的地点，制订了进攻计划，向分散在巴黎郊区的各营发出向市中心挺进的命令。下午2时半，中央委员会“命令17 区各营立即开进巴黎，与第18区各营队配合行动，占领旺多姆广场”。（注：阿·伊·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3-134页。）命令第13区杜瓦尔所部攻占警察局，并支援向市政厅挺进的各营队。下午3时左右，国民自卫军各营到达市中心，并包围了市政厅。晚上9时50分，市政厅被国民自卫军攻占。当晚， 国民自卫军相继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和其他政府机关，完全控制了巴黎中心区。中央委员会迁入市政厅。这样，“3月18 日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48页。）
    可见，3月18日起义开始时，的确是自发地爆发的， 是“被迫进行”（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0页。）的， 是巴黎居民对梯也尔政府军偷袭蒙巴特尔高地的反革命挑衅的直接回答。中央委员会不是这次起义的倡导者，事先也没有组织起义的准备。所以，列宁说：“公社是自发地产生的，谁也没有意识和有计划地准备它。”（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1页。）但是，应该看到， 中央委员会当天下午介入起义之后，就为起义注入了自觉的因素，并且使起义在凯歌行进的过程中，其自觉性和组织性逐步得到加强，从而把这次起义引向夺取政权，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应该说从3月18 日“早晨起中央委员会已经作为军事组织发挥作用”，因为这言之过早；也不应孤立地、静止地去看待3月18日起义的自发性， 把它的爆发看成是与中央委员会完全无关的。应该看到，全部巴黎革命的有生力量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这是3月18日起义的导因和起点。这次起义虽然只是到了3月18日才取得胜利，但它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那一天就开始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国民自卫军在那时已经“实际统治着巴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2页。）， “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它的强大的政治影响是普遍的、深入人心的。3月18 日清晨巴黎人民自发的起义的爆发，就是在中央委员会强大政治影响下促成的。所以，马克思指出：“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3页。）。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清晨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33页。）。 又说：“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2页。 ）恩格斯谈到这次巴黎工人起义时也说：“他们比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 卷， 第673页。）。因此，3月18日起义从自发地爆发，走向胜利地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起义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得到逐步加强的重要标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国家政权问题。任何始终是自发的起义不可能夺得政权。3月18 日起义既然得到了有组织的军事机关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并且立即建立了新的政权，就把自发起义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自觉性；把这次起义的散漫性，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组织性。这是中央委员会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中央委员会缺少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缺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它的成员中虽然有16人是第一国际的会员，可是他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它的派别成分十分复杂，包括布朗基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新雅各宾派分子，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观点的人，也还混入了保皇分子、野心家和阴谋家。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同床异梦。布朗基主义者受教于阴谋学派，习惯于密谋，追求“几个人的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1页。）。蒲鲁东主义者醉心于巴黎自治和经济改革， 追求“纯粹的”、“无阶级”的自由和谐。新雅各宾派分子一心一意继承1789年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传统。这使中央委员会缺少政治上的一致性，使它不可能成为自觉的坚强的领导者，就难免犯“放弃政治”的致命错误：它不懂得必须“剥夺剥夺者”，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并且在经济上解除凡尔赛政府的武装；它未能掌握好起义这门艺术，未能乘胜追击，直捣凡尔赛；它不懂得内战中纯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对军事斗争未能全力以赴，反而集中全力去筹备公社选举，浪费了时间，错过了军事进攻的有利时机。所以，马克思指出：“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3月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5页。）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自觉性和组织性不够， 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它包含了“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就是“无自觉性”；它“没有没收银行，没有向凡尔赛进军”，就是“无组织性”（注：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2页。）。所以，它作为“军事指挥机关”， 领导巴黎人民的自发起义时，只能使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有一定程度的加强，而不可能使起义具有高度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这样，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的临时政府和接替它的公社委员会，就成为一个不完全的不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只存在短暂的72天，就被反革命的凡尔赛政府打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