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建立军事专政问题。这实质上是策划一场“军事政变”。会上，对于是否需要建立军事专政，谁来主持军事专政问题，争论激烈。莫罗说：“在某种情况下需要专政，目前正需要专政。”（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 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B·拉科尔说，专政如果来自公社则一文不值。“如果来自中央委员会，那么，它将拥有巨大的力量。”（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奥都瓦诺说：“中央委员会应该可以任命自己的长官”。（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39页。）其弦外之音就是主张中央委员会有权任命“专政者”。会议决议建立军事专政，并建议由军事代表罗谢尔担任“专政者”。会后，中央委员会派5名代表拜会罗谢尔， 请他荣登“专政者”宝座。但罗谢尔不敢接受。中央委员会策划的这场“军事政变”未能得逞。
    5月19日，中央委员会40名委员与公社“多数派”6名委员联合发表告人民书，对“多数公社委员与中央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的谣言”，进行所谓辟谣，并且作了一番表白：“高举公社革命旗帜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变节蜕化。”“让猜疑和无意识的诽谤消灭吧；让人心振奋起来，双手拿起武器；让我们大家为之战斗的伟大共同事业在同盟和友好中获得胜利吧。”（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 年版，第489页。）但是，这番表白是别有用心的， 为它即将策划的一次大叛卖作掩饰而已。
    在“五月流血周”里，在公社危在旦夕的时刻，中央委员会本应与公社同心同德，力挽狂澜，但它却竟然于5月24 日在《公报》发表了一个叛变性公告。它声称：“我们只反对一个敌人，那就是内战。”它提出5个“可以接受的条件”，向凡尔赛反革命政府乞和：“1.已完成自己使命的国民议会自动解散；2.公社也同样应该自动解散；3.所谓正规军应该撤出巴黎，……；4.由5 万人口以上城市选出的代表组成一个临时政府。……5.无论对国民议会的议员，还是对公社委员，都不得用镇压手段去报复他们在3月26日以后的一切行动。 ”（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64-565页。 ）这个变节乞降的公告，愧对在“五月流血周”里坚持战斗的公社忠诚儿女和中央委员会那些赤胆忠心、舍生取义的委员。中央委员会临阵脱逃，贪生怕死，乞和求饶的行径，比之公社战士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何其渺小，何其可鄙！这是中央委员会的历史中最不光采的一页。国外的巴黎公社史专著，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央委员会5 月24日的公告，是一个“妥协的纲领。对于战斗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不可能接受的”（注：苏联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1871年巴黎公社史》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589页。）。这种把屈膝乞和， 变节求饶的可耻行径，轻描淡写为“妥协”，企图为它的罪责开脱，也是极其不光采的。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的所作所为，不仅越俎代庖，而且实属分庭抗礼，同室操戈，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团结，严重损害了公社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削弱了公社的军事斗争力量和巴黎的防务，导致致命的后果。它最后与公社一起败亡。尽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振臂高呼“公社万岁！”（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页。），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为革命和公社事业而奋斗，但人们不光是听其言，而要察其行。原来它对公社的军事工作起着一种消极的、负向的作用。上述那些认为中央委员会“协助”公社工作，“对加强公社的军事活动起推动和协作的作用”论点，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早在1871年4月4日就评论道：“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到最后结束时一直都是一个敌对的起破坏作用的因素”（注：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报刊消息摘录》，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6页。）。 这种严厉指责显然是不易之论，而马克思的预见也不幸被言中了。
    三、巴黎公社为何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
    有一种看法认为：“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注：刘祚昌等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篇》下卷，高教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它带有片面性，没有辩证地说明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另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即当时农民方面根本没有具备与工人联盟的条件。
    “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这已经是定论。国内外不少巴黎公社史专著，都对此作了很详细的叙述，把问题讲得一清二楚，无庸赘言了。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当时法国农民本身的状况如何？即使“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了，是否就能建立起工农联盟呢？这个问题是不能迥避的。因为既然是工农联盟，那就是双边的，而不是公社单方面的，就必须从农民方面去找原因。列宁说过：“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注：《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4页。）
    如果说，巴黎公社未能与农民联盟的“内部原因”，是公社本身“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那末，其“外部原因”除了凡尔赛反革命政府的阻挠和破坏之外，就是农民本身完全不具备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条件。这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还不可能掀起大规模的起义；还不可能觉悟到他们的起义必须与公社的革命合流；还没有觉悟到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天然的同盟者和领导者。具体地说是：
    第一，19世纪初期以来，法国农民形成了一种自私保守的特性，而缺少革命性，阻碍了他们与工人阶级结盟。农民在“拿破仑观念”的毒害和支配下，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过着与世隔绝，冥顽不灵的生活。他们感觉迟纯，目光如豆，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丝毫不了解。他们在政治上不是糊涂盲从，就是麻木不仁。伟大的历史运动从他们的身边掠过也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