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1848年10月对法国农民考察得出的结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点简直莫明其妙。……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发出了狂暴的呼声，场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ce sont les partageux （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62-563页。 ）这种情况到了23年后的巴黎公社期间，基本上没有改变。虽然历史不会重演，但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1871年巴黎公社与1848年六月起义所遇到的法国农民情况，又何其相似乃尔！正如公社公安委员会指出的：凡尔赛“想借农村的愚昧无知来摧垮保护一切进行事物的共和国，而农村的蒙昧状态正是他们欺骗和腐蚀的结果”。（注：罗新璋编译：《巴黎公社公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52页。 ）公社委员阿尔努指出：法国农民从1789年大革命中得到好处，“今天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就和一切剥削者沆瀣一气，成了狂热的保守分子，变得好坏不分，没有理性，没有分寸，只怕人家把他那一小块地夺走，这一小块地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幸福所在啊！……今天他们穿起士兵的衣服，凶残地屠戮城市起来造反的工人，因为他们以为工人想夺走他们的土地，抢走他们的财产。这种情况可以用来解释1789年以来历次法国革命及其流产的原因。”（注：阿尔蒂·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4-95页。）所以，应该看到，“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注：《斯大林全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
    第二，小农制下的法国农民，多数迷信拿破仑第三政府和后来的凡尔赛政府。从18世纪末期雅各宾派专政所建立的，而由拿破仑第一帝国加以巩固起来的，曾经具有生命力的法国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到了第二帝国时期已经衰老了。农民逃不掉贫困不堪、负债累累、不断破产的命运。但是，“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 ）他们对波拿巴的迷信所造成的传统思想--“拿破仑观念”， 仍然是根深蒂固的。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 inertiae（惰性力）。”（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0页。）19世纪60-70年代， 法国的历史进程远远没有提供消除农民这种传统观念的条件。农民的“拿破仑观念”对工农联盟起着负向作用。
    1862年，农民被迫出卖的土地，价值20亿法郎，300 万农民丧失了土地。到了1870年，在法国3850万人口中， 农民占2 千万人， 其中约1500万是拥有1-10公顷的小土地所有者，500万是无地和有名无实的小土地的贫苦农民。但是，他们仍然眷恋着土地，就像溺水者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那样，死抱着“拿破仑观念”不放。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地期待，迟早会有一个波拿巴家族的皇帝，再把失去的土地和福利奉还给他们。“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8页。）农民在1869年立法团的选举中，因受拿破仑第三政府指示发行的10万份宣传品--《赤色幽灵》的影响，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恣意侵犯财产的“土地的瓜分者”而加以反对。大多数农民还是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而投波拿巴派议员的票。在1870年5月，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巩固它摇摇欲坠的统治， 玩弄了“全民投票”的把戏。在投票支持拿破仑第三政府的735 万张票中（占投票人数的70%），农民所投的票占了绝大多数。农民宁愿依附拿破仑第三政府和资产阶级，而拒绝支持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说：“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页。 ）这使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全民投票”阴谋得逞了。
    到了巴黎公社期间，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保皇党人和反动神甫的欺骗，站到公社的敌人方面去了。农民一般都虔信天主教，在反动神甫的煽动和摆布下，他们竟然起来反对公社。有的农民还央求德军扑灭巴黎的革命。巴黎近郊的一些“巴尼奥勒的农夫们”，曾经逮捕了到那里从事革命活动的4个公社战士， 把他们交给了凡尔赛军队，并请求德军保护村民，以防止“赤色分子”在巴尼奥勒建立公社。
    第三，“造反的农民”在巴黎公社前夕和公社期间，遭到了失败，无法与公社结盟。在第二帝国末期，在拿破仑第三政府的残酷统治和沉重赋税敲骨吸髓的压榨下，有的农民从“拿破仑观念”的幻梦中觉醒，开始革命化了。他们毅然揭竿而起。法国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的农民起义。1870年的头几个月，里昂郊区有7千雇农举行罢工和“骚动”。法国南部的农民起义具有较大的规模，但这些起义尚未形成革命风暴就失败了。公社期间，法国各地发生了好几起农民革命斗争：1871年4 月中，纪龙省的农民曾经举行支持巴黎公社的示威游行。农民举着红旗，高呼“公社万岁”口号。在涅夫勒省，小佃农和雇农掀起了革命斗争。4月19日，在涅夫勒省的纳维村镇，15名农民发动起义，冲进教堂， 敲响警钟，还占领了村镇公所，并且竖起红旗。5月17日、24日， 帕特内爆发两次农民暴动。可惜，这些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农民起义。因此，“造反的农民”即使想支援公社，与工人结盟，也是力不从心的。
    但是，正是根据这些情况，才使马克思恩格斯在1871年3、4月间，曾经一心一意地想要把法国南部农民发动起来。他们为此不惜一切牺牲，甘冒一切危险。然而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农民的革命斗争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形成革命风暴。而公社也因被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无法与农民自由交往。马克思说：“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5页。）列宁在《关于公社的演讲提纲》中， 谈到公社与农民问题时也说：“三个月内一切都会是另一样样子。”（注：《列宁全集》第8卷，第108页。）但是，公社存在未及3个月， 它没有赢得多一点的时间去发动农民，就被旧社会豺狼吞噬了。
    第四，绝大部分农民因受凡尔赛政府的蒙蔽和欺骗，根本不了解公社的真相，无从与它结盟。正如列宁所说的，对于巴黎公社“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绝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427页。）本来公社真正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 是农民解放的先声。但是，农民却误信凡尔赛反革命政府对公社的造谣污蔑和恶毒攻击，以为公社是“反政府的暴乱”，“巴黎人、社会主义者都赞成瓜分”（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3页。）；以为巴黎人将会剥夺农民的土地、房屋和牲口， 甚至对最贫困的农民也不放过。农民误信凡尔赛政府要和平，而公社则要求战争，要重新对德开战。农民对《公社告农村劳动人民书》这个纲领性文件，所阐明的巴黎工人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工农联盟的思想，对农民的保证：“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注：《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4页。），几乎一无所知。因为这份文件不是直接交到农民手中的，而是在巴黎被围困的情况下，在城郊用汽球向农村散发的，其中大部分被凡尔赛军截获销毁了。由于凡尔赛政府对巴黎的封锁，对公社的造谣污蔑所造成农民对公社的怀疑和抗拒，致使公社时期，农民对公社的声援是微乎其微的。
    由此可见，巴黎公社“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不仅取决于“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即不仅取决于工人阶级，而且还取决于农民。当时法国工人阶级还未成熟，其力量实际上还不能成为农民的领导者；而农民的力量过于分散，他们也未觉悟到承认工人阶级对自己的领导，并与之结盟。所以，“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无法达到这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