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邑既然在楚国地域政治系统中大致处于同一层级，并且可以共存于那些层级较高的单位之中，两者的性质必定有所不同。邑为乡野之地的地域组织，已如前述。对比之下，里很可能是城邑中的地域组织。简书中关于邑的记载往往与田地相涉，谈到里的时候却没有这方面的联系，盖即出于这一缘故。
    在本节和上节引述的文献记载中，里所在的政区系统仅限于国都（国）或其郊区（乡、遂）一带，同时存在的包括有邑的政区系统则位于边鄙地区（鄙、都鄙等）。简书中里、邑的关系似乎正与这一分别对应。当然，简书中的里实际还存在于一批层级较高的地方，而不只限于楚都一带；这种里可能是这些地方上中心城市内的基层组织，邑则分布于这些城市的四周。考虑到春秋、战国时郡、县的治所往往是先前的故国旧都，这种对应恐与《国语》、《周礼》描述的国、里之别具有一定的联系。
    州
    州也是简书中最常见的地域单位之一。先后所见凡41处。它们是：
    在一些典籍中，如上节引述的《管子·立政》，州、里具有直接隶属关系，是地方基层政区系统中相互衔接的两个环节。大概受到这类记载的影响，整理小组相信简书中的州乃是里的上级单位。这一判断与简书提供的证据不符。下面分四点来说明：
    第一，在前两节已经看到，邑名、里名之前往往冠以代表较高层级单位的地名，表示彼此间的隶属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中没有一处是州名；而另一方面，41处州名一概单独出现，不与其他任何地名连称。由此可以直观地感到，州、里之间不仅没有垂直隶属关系，而且甚至不象里、邑那样共存于某些较高层级的单位之中。
    第二，与此相应的是，简书多见左尹官署直接对州发布指令的情形，如属于“受期”类的简22、27、35、37、42、68、72、74，皆是如此。简141-144记载的在秦大夫怡之州发生的事件直诉于左尹官署。在这相反方向的运动中，也没有中间环节的出现。另一方面，如上节所述，左尹官署必须通过那些层级较高的单位，才能了解、处理里中的事务。这显示州、里对于中央的联系途径或方式迥然有别。
    第三，我们曾经说明，“受期”类简是左尹官署向“受期”者下达指令的记录。简文均记有两个日期，前一个是指令送达的时间，后一个是要求执行指令的时间（14）。对同一地点有再三受期的情形，其前后日期的间隔大致相当。而不同地点之间的间隔，则可以相差较大。如简22、24、30都是针对司马之州，间隔分别为2、2、3日；简27、32都是针对邸阳君之州，间隔分别为5、6日；简19、49、66都是针对鄢，间隔分别10、17、14；简20、47都是针对喜，间隔分别为37、39日，等等。由于这些指令大多是要求到楚都来完成（以廷、以对、以至命于郢等），所以这些间隔大致应是按各地至楚都的距离来确定的。除了司马之州、邸阳君之州外，简书还记有新游宫中谕之州、福阳宰尹之州、灵里子之州、鬲君之耆州、迅大命朋之州的间隔，它们分别是2日、3日、2日、5日、2日。可见所有这些州都离楚都不是太远。
    简141-144记述，许呈之岁爨月甲辰日秦大夫怡之州里公追捕黄钦，黄钦自伤；乙巳日双方即在左尹官署陈述这一事件。乙巳为甲辰次日，秦大夫怡之州也必定紧靠左尹官署所在的楚都。简58记云：
    东周之客许呈归胙于戚郢之岁，九月戊午之日，宣王之窀州人苛矍、登公畀之州人苛疽、苛爨以受宣王之窀市之客苛旨。执事人夷暮求旨，三受不以出，升门有败。
    宣王之窀约是指楚宣王陵地（15）。春秋、战国时国君以至秦汉帝王的陵墓一般都靠近国都。宣王陵地及其所在的州也应离楚都不远。简63所记与本简相似。二简所说的“受”，从“受”者有责任使被“受”之人“以出”、“以廷”看，大概是一种担保制度。《周礼·地宫》“大司徒”、“比长”和《歇冠子·王鈇》均将家与家之间的互相担保称为“相受”，可参看。在这种情况下，简58所说的“三受”即苛矍、苛疽、苛的居地必当邻近，也就是说，登公畀之州当与宣王之窀州邻近，从而也同郢都相隔不是太远。
    以上讨论的10个州都位于楚都附近。这10州将近占了简书所见全部州的1/4，相反的例证则无一发现。因此，这些州的分布可能具有代表性，当时楚国的州大概都位于楚都四周。至于里的分布，如上节分析的那样，虽然有的在楚都一带，但大致可考者多去楚都较远。这意味着，州、里的分布地域有别，因而不存在发生隶属关系的前提。
    第四，整理小组认为，简书常见的某某之州加公，是州中官员，当无问题。但说某某之州里公为里之官吏，以此作为州下辖里的一条证据，则值得商榷。简书中某某之州里公有时与某某之州加公连称，有时也单独出现。仅从语言逻辑上看，这些里公与加公一样为州之官吏，而不会属于某个并未交待的里。
    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的是，简27要求邸阳君之州里公“以死于其州者之对告”，简32要求同一位里公“以所死于其州者之居处名族至命”，简141-144秦大夫之州里公称黄钦为“小人之州人君夫人之帛仓之拘一夫”，黄钦则称里公为“州人”。可见，这些里公均对本州事务负责，为本州主事之人，显然是州中官吏。
    上节曾指出简120-123中的四组官吏，分别与下蔡四里对应，其中的加公、里公都是里中官吏。由此反观州之加公、里公，也应属于同一层级，不能分别看作州、里两个层级的官吏。
    将里公看作里中官员，最基本的原因是两者同用一个“里”字。但是，既然里公一职也设于州中，而设于里中的里公又只是加公的副手，那么里公得名就与作为基层政区的里无关。从里得声之字有理。《礼记·月令》“命理瞻伤察创视折”，郑注去：“理，治狱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简书所见里公皆与治安执法有关，读“里”为“理”是很适宜的。如然，更能看出里公并不必定设于里中，某某之州里公的称呼并不意味着州下辖里。
    以上分析表明：关于州、里具有隶属关系的说法缺乏可靠的根据。州大致环绕于楚都附近，在司法管辖上直属于左尹官署，有其显著的独特之处。如果说里、邑处于一般的地方政区系统之中的话，州就该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组织。同时，州与里一样，设有加公、里公等官职；州与里、邑一样，为确定法律当事人所在的具体单位，其规模又可能与里、邑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