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晋统一后人口的增长
    西晋政府很重视奖劝农桑，早在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晋武帝即下诏，令郡国守相巡行属县“敦喻五教，劝务农功”（13），并以此作为地方官考绩的依据。晋武帝还提倡早婚，于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下令“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14），以鼓励人口增殖。为防止世家大族乘废除屯田制之机，私占依附农民，史载：“武帝践位，诏禁募客，（王）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15）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敕曰：“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16）所谓“私相置名”，就是将国家编户变为私家的荫户，会受到西晋政府严格的限止。如中山王司马睦于咸宁三年（公元277年）“遣使募徙国（中山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17），尚不及其封国邑5，200户的七分之一，就被晋武帝夺掉王国，降作丹水县的县侯。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制及户调式时，对贵族官僚荫户数字，按品级高低作了明确规定：
    又各以（官）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疑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18）
    根据这一法令，贵族官僚可荫庇其亲属享有免役特权，士家大族中不担任现任官吏的所谓先贤及士人的后裔，也可享受这一特权。又按照官品的高低，规定荫衣食客及佃客的人数，这是在承认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所规定的限额，但多少也起了一些遏制作用。
    在占田、课田制下，农民负担较之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所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而占田数高于课田数的规定，也有利于促进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使大量流民垦占荒地，重新向国家呈报户口。在社会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人口增殖率提高的情况下，也使统一的封建国家政权的收入有了保证。于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19）。封建史家描写“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20）。虽属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出太康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景况。
    尽管西晋统治集团极端腐朽，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司马炎死，惠帝司马衷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八王之乱”，使社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但“永宁之初（公元301年）洛中尚有锦帛四百万，宝珠金银百余斛”（21），八王之乱期间，西晋府库中仍有如此多的财物，足见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富庶的程度。在西晋短暂的五十二年中，人口当处于不断地增长之中，只是除太康初外，没有留下其它户口的记录而已。
    三、对西晋人口的再估计
    旧史家对西晋人口的估计，往往根据一般的推理，即三国丧乱，人口大量损耗，西晋承三国之后，人口数字仍处于低谷，决不超过二千万。其实《晋志》所载245万余户，1，616万余口，只是列入州县版籍的数字，西晋沿三国之旧，也有大量不入州县编户人口的存在，主要有：
    1、荫附户--佃客、部曲
    西晋时期，世家大族的政治经济势力较汉魏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封建依附关系也随之进一步加强。西晋统治者继承和发展了三国时期的赐客、复客制，实行荫人制，使地主豪强荫庇人户成为一种具有正式法律意义的固定化制度，所荫人数“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其范围和数量均超过三国时期，在封建依附的各个层次中，包含佃客和部曲。
    ①佃客
    《晋书》及其它史籍称之为私附、荫附、私属、荫户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依附于身份性地主（即统治阶层），是公开的并为国家法律允许的。而另一部分依附于非身份性地主（即非统治阶层）。虽然没有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但也广泛存在。三世纪起，因战乱、流徙而造成的无主荒地很多，为世家豪族大量兼并土地和非法隐匿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
    西晋政府对品官荫庇宗族、佃客数额加以限制的规定，反映了中央政权与世家豪族之间争夺劳动力的斗争。这些规定使世家豪族得到公开取得特权的实惠，为其依附农民大开方便之门。西晋政府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对于官僚地主用法还是很宽的，处罚仅适用于对下层官僚，连当时官吏也深感用法的宽弛，“（胡）威尝谏时政之宽，（武）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等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22）。傅咸进一步指出：“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交私请托，朝野溷淆。”（23）统治者的宽弛，为豪族地主与政府争夺人口提供了可乘之机，非法隐匿的佃客急剧上升。
    ②部曲
    西晋时期部曲制的发展达于鼎盛，名宗大族、庶族地主及显宦将帅等不同阶层、都拥有大量部曲。晋惠帝时，范长生拥有部曲千余家，并获得成汉政权的复除（24）。晋末“（王）浑诱（王）颢奴晋兴伪告颢有异志，（孙）秀不详察，即收颢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待晋兴，以为己部曲”（25）可见孙秀也拥有私属部曲。西晋的显宦将帅都拥有充作私兵的部曲。赵王伦专政时，“隐匿士兵，众过三万”（26），太尉荀藩、卫将军华荟都拥有部曲，“时大饥，贼帅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荟部曲多为所啖”（27）。司徒王浑“辞疾归第，以家门千余人闭门距（楚王）玮，玮不敢逼”（28）。王弥部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曹）嶷去”（29）。
    西晋时期，封建国家同士族豪强争夺劳动人口（包括部曲）的矛盾一直存在。太康元年所颁户调式，对部曲主占有私人部曲略加一些限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部曲的私属地位。户调式中荫族之制，实质上就是承认官僚地主剥削和奴役同族人的合法地位。魏晋以来，以宗族乡里势力为核心的地主武装，就是由宗族、宾客、附从和家兵等不同的身份组成。如西晋末祖逖所率部曲即其族人（30），庾兖的部曲也包括“同族及庶族”（31）。同时户调式中规定官僚地主可以占有佃客，但佃客往往和部曲等身份相混，很难区分。史籍所载的“佃客”，其含义是较广泛的，有时即指部曲（32），部曲的私属地位实际上也得到了法律的肯定。开端于东汉经三国至于西晋，部曲这一身份通过公开的乃至隐匿的途径，不断流入私家，成为隶属于部曲主的封建依附者，其数难以计量。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魏晋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33）。西晋时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部曲，倘以最保守的估计相当于州县的编户，其数也有250万户，1，600多万口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