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周公以大宰的身份作“东伯”，召公以大保的身份作“西伯”，那么，也就完全可以说，“东伯”和“西伯”之称，只是相对而言的，从整个西周王朝官制的结构来讲，并不存在什么“东伯”或“西伯”，只有大宰是“伯”，是真正的“王官伯”，所谓的东西“二伯”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二伯”之说是后起的，本出于汉儒的附会。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实与《公羊传》有关。今观《周礼·春官·大宗伯》有“九命作伯”之文，郑注云：“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这里的“二伯”，即《礼记·王制》篇所说的“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郑彼注又云：“老谓上公，《周礼》曰：‘九命作伯’”，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谓的“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兹把引文全文，迻录如下：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17〕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第一，《公羊传》的这种解释，本身就没有说清楚“分陕而治”始于何时。
    所谓的“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基本上与《史记》解释略同，而我们细审史迁所言，就不难发现，前言“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后又言“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18〕我们不知，“其在成王时”，指的是何时，若在成王亲政以后，与文理不通；若在“周公摄政”之前，又与史实不符，实在令人困惑不解。
    另外，《礼记·乐记》记载描写武王克商的《大武》乐章，其“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乐书》又作：“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亦不知何据。
    我们知道，“分陕而治”应始于成王，具体地来说，当在成王亲政之时，《尚书·洛浩》篇记载说：“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个“七年”，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抑亦即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还在继续讨论之中，但是，至少可以说，是在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则绝无疑义的。
    第二，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在“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之外，《公羊传》又横生出“一相处乎内”，这样就混淆了“分陕而治”的界线，似乎不是在“分陕”，而是在“分三”。
    我们觉得，“分陕”之“陕”，不应是单纯的地理概念，而应是政治统治之区划。
    很明显，周公居守东都洛邑，召公居守西都镐京，实际上就把西周王朝政治统治区域划分为两大部分，我们按照周人固有的观念，可以称之谓“东土”和“西土”。
    从历史上看，“西土”本是周人的老家，武王革命的根据地，《牧誓》篇中，王曰：“逖矣，西土之人”，它已包括了“友邦冢君”，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之人，当年周文王“肇国在西土”〔19〕，“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20〕，故有“西伯”之称〔21〕，近年周原甲骨出土，卜辞中就有“（告）周方白（伯）”之语〔22〕，可为佐证，《论语·泰伯》篇说，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传》襄公四年又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都说明“西土”归周久矣，是周人可靠的大后方；而“东土”则不然，实是殷商故地，据金景芳师考证，“契居番”就是“契居亳”，即《左传》昭公九年所说的“燕亳”，其后子孙，至成汤八迁，由汤至盘庚又五迁，〔23〕都不出“东土”的范围，武王克商以后，虽然立武庚，置三监而西去，但是，犹未能抚有“东土”，直至周公东征胜利，建侯卫，营成周，才真正确立对“东土”的统治，达到“以蕃屏周”之目的。〔24〕
    简言之，所谓“东土”，就是周人新征服的地区；所谓“西土”，就是周人旧有的地区，《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其所述西周四至，我们认为，大致说来，它包括了“东土”和“西土”两部分，而应以洛邑为中心，洛邑以东，则属于“东土”范围；洛邑以西，则属于“西土”范围。
    我们的这种划分，主要根据有二：其一，从地理方面来说，洛邑本为“天下之中”，〔25〕《尚书·召浩》篇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书·作雒》篇则说：“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成周即洛邑，这个“土中”，亦称“地中”，《周礼·地官·大司徒》职文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其二，从政治方面来说，洛邑又本为东都，营建伊始，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了便于对“东土”实行更有效的统治， 近年发现的《何尊》铭文云：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铭文中的所谓“中国”，乃是“中土”或“土中”之意，指的就是洛邑，其言“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与周公所言“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26〕，大体相同，说明《逸周书·度邑》篇的记载是可靠的〔27〕，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完全采用了这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要“定天保”，必“依天室”，唯有“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要“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周公营成周，使武王的这一宿愿变成了现实。这个“新邑洛”，〔28〕又称“东国洛”〔29〕，原因恐怕就在于此，所以，无论从地理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我们的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当前学术界仍然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是把“分陕而治”之“陕”，作为东西都王畿的分界线，他们认为“陕”指陕陌，在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正当东西都王畿的中心点”〔30〕。
    倘若按这一逻辑来推断，“分陕而治”就变成了“分畿而治”，周公居洛治“东土”，成王居镐治“西土”，即使“邦畿千里”〔31〕，也容纳不了这东西“二土”，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