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战略决策的制定与正确性。应当指出，戊戌变法有其存在的理性基础，虽然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尚远不够强大，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历史的必然。从大的方面来说，变法之策是正确的。威廉二世则不然，他所制定的“世界政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吻合国内大资产阶级寻求国外市场的需要和利益，但其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在于争霸世界，决策的非正义性决定了其失败的必然性。且忽略了德国的地缘政治背景，多方树敌，后来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焉有不败之理？
    其次是对于决策的贯彻。由于光绪的幼稚以及中国政策运作的复杂性，戊戌变法的正确决策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诏书虽然写得气势磅礴、鼓舞人心，但那些老谋深算的封疆大吏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更多的是将其束之高阁，静候“老佛爷”的懿旨。而威廉二世所拥有的绝对权力以及专制作风，使其错误的“世界政策”能够在全德国雷厉风行地得到贯彻，当一次大战爆发后，“除了极少数和平主义者外，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注：丁建弘等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70页。）
    其三，透过决策本身看两国文化的传承影响。一方面，重要决策的做出当然与其大背景不能分开，但另一方面，决策本身的正确与否和决策者本身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而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受到本国文化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内圣外王”的儒家那一套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光绪的根本出发点还在于当一个儒家式贤君明主；德国文化精神则是浮士德式的积极进取、永不满足型，从查理大帝（注：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和罗马人皇帝， 公元8-9世纪之交西欧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Ⅴ第92-97页。）开始到腓特烈一世（注：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1123-1190），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古代卷Ⅲ第225-229页。）、弗里德里希大王（注：弗里德里希大王（FriedrichⅡ，1712-1786）， 普鲁士国王，又称弗里德里希二世（或腓特烈大帝），18世纪欧洲一位颇有影响的君主。参见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近代卷Ⅴ第136-137页。）都是以战争为手段，所以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也有着极大的胃口，要称霸世界。
    5、余响未绝--帝制解体对民族前途的深远影响
    这里所要讨论是两个皇帝作为皇帝的共性，即所谓的“末代皇帝”头衔。既然是末代，就意味着封建时代的结束与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新时代，首先是“共和”的概念。
    1918年11月4日，以基尔港水兵起义为导火索， 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威廉二世仓惶出逃荷兰，霍亨索伦王朝结束，之后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国“魏玛共和国”。
    中国也是一样，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赢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赢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象征着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清王朝。随即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国”建立。
    光绪与威廉二世虽然主观上都想通过自己的政治“杰作”来创新自己的政治事业，但在客观上却加速了帝制的解体过程。光绪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徒有救国鼎新之抱负，却受制于自己权力欲望极强的姨妈。维新失败，固然有种种客观因素，但他个人意志薄弱、不敢抗争、不善斗争，虽有图强之心，却无挽狂澜之力。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中国的民众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本来面目，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义无反顾地举起了起义大旗，从客观上来说，维新失败加速了清政府的败亡，加快了由封建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过渡进程；而威廉二世则是自掘坟墓，他刚愎自用，轻易地就改变了俾斯麦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将俾斯麦精心制定的“大陆政策”一变而为“世界政策”，缺乏必要的过渡，也不符合稳定的长期的德国利益。丁建弘先生称：“这个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光辉灿烂的物质繁荣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恶性发展。”（注：丁建弘等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第444页。 ）中德两国都有一句谚语，叫做“玩火者必自焚”（Wer Wind saet,wird Sturm ernten），威廉二世是自食其果。
    威廉二世与光绪，一个意志坚强，一个意志薄弱；一个在地球西方一个在世界东部；一个要称霸世界，一个要变法图强；一个独断专行，一个手无寸权。但他们却殊途同归，在为本国帝制解体的进程中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虽然他们主观上可能正是为了维护这种君主政体。而帝制的解体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君主制度用黄宗羲的话来说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注：黄宗羲《原君》，载毕唐书、陶继新主编《中华名人修身治家宝典》第683 页。）民主共和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它使民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解放。
    从客观上加速中德两国人民步入民主共和制度的进程，是威廉二世和光绪皇帝的共通之处，不管他们主观思想如何，这一点对未来两国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发展是影响深远的。
    原文参考文献：
    1.[德]阿米尔著、李世隆等译《德意志皇帝列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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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
    6.赵良著《天子的隐秘--七位中国帝王的心理传记》，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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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德宗（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 载邹元初编著《中国皇帝要录》，北京，海潮出版社1991年增订第一版。
    11.《传记第十六光绪帝》，载胡礼忠、 戴鞍钢新撰《二十五史新编晚清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
    12.黄宗羲《原君》，载毕唐书、 陶继新主编《中华名人修身治家宝典》，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3.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14.朱庭光主编《世界历史名人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