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前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间具在高度关联性。“在前市场社会财富是属随权力的。”（注：G.E.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52页。 ）然而，德川时期的武士阶级却未曾“尽收天下之权利归于官”。在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是一种社会秩序，也是一种社会分工；相互排斥的诸阶级必须严守自己的职业边界，同时拥有各自的权利、义务和可供自己支配的社会资源。各守其分，各得其所，使德川时期的社会资源得以在诸阶级间多元分配，其结果便是社会结构内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如福泽谕吉所说：“日本社会贫者身份高，富者则身份低。欲富不贵，欲贵不富，贫富贵贱相互平均，既无绝对得意者也无绝对失意者。”（注：“福沢论吉全集”第六、39-45页。）中根千枝也认识到：兵农分离使“以武士阶级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与其他社会（清代中国，李朝后半期的朝鲜，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的上层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从精英层面上考察，其他社会的精英同时拥有权力和财富，而江户时代的武士仅靠俸禄生活，并不直接拥有作为自己经济基盘的土地。……日本的精英仅是一种制度上的精英，是一种不具备经济实力的特殊的精英。（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1页。）
    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集团，虽娴于弓马之道，但在将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诸层面，建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机构，以及利用权力肆意干涉经济领域、随意敲榨庶民等方面，则显然无法与文治集团相比。武士集团出于加强军事管理，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同时也由于他们对管理生产经营缺乏兴趣与专长，把政治领域以外的事情交付民间办理，没有参与直接的经济生产过程，允许商人致富，也将广大的农村提供给农民任他们较为自由地发展。这样，“从更深刻的历史因果关系来看，德川政权通过它的政策已侵蚀了武士的统治地位，并为通过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开辟了道路”。（注：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 ）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使德川时期农业获得发展，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之中也有成为豪农地主的；商业更是日渐繁荣，商人几乎成了财富的化身。这种由统治阶级本身对经济过程的疏离而导致的社会资源与财富在民间积蓄的情况，难以在近代之前东方其他国度中发生。从而日本武士阶级并没有像西方的许多统治者那样，由于自身对在旧体制下成长而出的新市民阶层多有压抑与束缚而被推翻，也没有像东方其他国家那样，由于对民间财富的搜刮盘剥，而导致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对立与矛盾激化。日本的统治阶级是通过西方学者始料未及的另一种“地位不一致”，即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而弱化自身的。
    专事弓马之道、以战事起家的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和平年代演化成一个仅靠数量既定的俸禄为生的寄生性阶级，并随着德川时期货币商品经济发展而日益陷入贫困状态。据土屋乔雄研究，从五代将军吉纲开始，德川幕府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入不敷出。而诸藩财政几乎一直吃紧，以至于许多大名“参觐交代”都有困难。（注：土屋乔雄“近世封建社会の史学分析”、御茶水书房、1949年、74-95、120-121页。）野村兼太郎的研究也表明，德川时代武士阶级相继贫困已成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大到幕府、诸侯，小到旗本、御家人、陪臣均陷入不同程度的贫困之中。大小诸侯都不得不向富商借债。（注：野村兼太郎“德川封建社会の研究”、3页。）关山直太郎的研究则表明，由于贫困， “武士家庭都不愿多要孩子。堕胎、溺婴等现象不仅只发生在百姓家，武士中也相当普遍”，（注：关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构造”、吉川弘文馆、1958年、301页。 ）从而产生了武士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其他阶级的现象。武士阶级的寄生化和贫困化，表明幕藩体制已经空洞化、衰弱化。
    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的低度渗透，大都能导致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德川时期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经济新增长后的剩余部分并非由领主武士阶级所得，而是造就了一批富有的地主层和新地主层，尤其是造就了一批商人。“依靠土地的武士阶级的衰亡与依靠资本的町人阶级的发达，是贯穿近世日本国民生活的两大潮流”。（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47页。）靠沟通农民阶级与武士阶级为生，商人阶级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盛。据成书于1816年的《世事见闻录》记载：“商人们日日夜夜赚钱获利，聚积着财富，居住着‘土藏造’式样的大房屋。……商人家中陈设的华丽，以及生活的奢侈，倾笔难尽。”该书署名为下阳隐士某的作者愤愤不平地写道：“这些福分原都是武士的恩庇和农民的血汗所造成的。无论治世乱世，武士和农民总是花费着金钱；商人也是不问治世乱世，总是取得盈利。这真是舒适之极的事情。按照士农工商的身份大义，商人本在最下；可是到了如今，商人已不把农民放在眼中，甚至于商人中已有了超凌武士身价的大豪杰了。”（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据本多利明（1744-1821年）的估计， 早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注：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38页。）还有人估计，19世纪30年代日本全国财富的7／8集中在富商手中。（注：加尔别林主编：《日本近代史纲》，三联书店1990年，第121-122页。）故有学者说：“在德川时代，表面上，毫无疑问武士阶级仍有权有势，但若从现实情况看，实力已操在商人手中。”（注：赤堀次郎“德川时代の商人”、“日本商人史”、193 页。）
    兵农分离，促进了德川时期日本社会的重心由政治向经济的转移，使这一时期日本的农业和商业获得一定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豪农豪商阶层的崛起，也是日本实现近代化的一个有利因素。如中村哲所说：“日本在19世纪中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时，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实力雄厚的农商阶层。”（注：中村哲“明治维新史”、“日本の历史”第16卷、集英社、1992年、40-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