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兵农分离政策使武士阶级与其他三民划清了界限，而当农工商阶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时，庶民社会也开始从武家社会中分化、独立出来，“民间”开始作为一个与政府相对立的存在。武士专事政治、军事活动，享有权力与名誉，而一般庶民则将经济领域视为自身所专有，不轻易让武士染指。朝尾直弘就曾注意到：“农民、工匠和商人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任何武士私有群体的一部分，而是藩或地方的人民（即公民）。播磨国的一个农民团体曾提出播磨不要武士的口号。”（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40-41页。）随着幕藩体制下士农工商阶级界限的明确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完善、巩固和稳定，各阶级内部的组织与管理的自治程度得到提高，尤其是大量人才与物质财富在民间的积蓄，增强了日本民众的独立自主性。在政府与民间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被排斥于权力分享范围之外的民众持续不断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与当权者展开斗争，使日本民众养成了勇于与权贵抗争的精神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日本的政治近代化准备了条件。
    德川时期，总人口的约80%以上被牢固地束缚在农村世代为农。这些农民以村为单位，自治、自主程度较高。在兵农分离政策开始实行时，丰臣秀吉曾强迫当时居住在农村的武士选择或移居城下町成为靠领取俸禄为生的武士，或留在农村成为农民。许多武士留恋自己的大片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乡村的头面人物或农村社会的领袖。这些保留了武士阶级的优势地位、价值观念和伦理思想的农村地方官长，在处理自己所在村落的事务、分配和收取赋税等方面拥有程度较高的自治权。（注：〔美〕赖肖尔：《当代日本人》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92年，57页。）实行兵农分离后的幕藩体制在法律上对领主及其家臣不准随意插手原领地事务的规定，使农村也能保持较高的自主性，形成“村落共同体”。商人的情况与农民基本相同。在兵农分离之前，许多武士放弃武士身份，转营商业，壮大了商人集团的力量。据河合正治研究，从战国末期到近世初期，多有大商人来自武士阶级。其中虽有仍享有知行地却直接转化为商人者，但多数来自失去了知行地的领主、失去主君的浪人，即在武家社会失去出路的武士。（注：鱼惣五郎编“大名领国と城下町”、柳原书店、1957年、10-12页。）在城下町，商人阶级在町奉行之下也设立了町年寄、名主等都市组织。诸多大商家内部的组织机构更为严密，也更有充分的自主性。
    社会资源的多元分配，为德川时期社会各阶级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农民虽然也经常暴动，但其目的通常并不在于推翻现有政权并取而代之，而仅在于对自身权益的捍卫，从而一般不会直接危及武士的统治地位，矛盾与冲突的范围和程度受到限制。商人阶级的情况更耐人寻味。到了幕末，这个阶级已拥有大量财富，但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按西方学者的理论，这种“地位不一致”理应促使商人们像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那样，成为变革社会的先导。起码，“地位不一致的人比地位一致的人更可能支持用来改变现状的自由运动和激进运动”。（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但日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如贝拉所注意到的那样，虽然德川时期商人愈富武士愈穷，财富与声望的分离使双方处于一种极紧张的状态，但“商人没有要求声望建立在财富或经济‘成功’之上，而是甘当忠实而勤劳的下属，通过为全社会发挥不可欠缺的功能而赢得声望。在德川时代并没有产生直接与‘封建意识’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意识”。（注：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第109页。）
    由于兵农分离体制下士农工商间阶层秩序的界定和各阶级权利、义务的明确，德川时期的日本庶民社会已经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又与之相对立的压力群体；农民不断发动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抗行为，似乎更像一种变相的议会斗争。据青木虹二等人的研究，在整个德川时期由农民发动的多达3000多次的逃亡、请愿、骚动与起义，起因几乎无一不是统治者采取了增加年贡、提前征收租税、增加劳役、增添税收项目等方式加重农民负担，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利。如在于1652年佐仓宗五郎领导的下总国堀田运动，目的在于减轻租税；17世纪50-70年代由茂佐卫门领导的请愿运动，起因在于幕府检地时将沼田藩“石高”高估了数倍；1698年底，美作国农民起义系因新领主将租税率由原“五公五民”改为“六公四民”；1747年5月比羽33个乡村的农民发动， 要求废除不合理的人头税和驿马劳役等；1836年由大盐平八郎领导的大阪起义，也旨在减轻租税，惩罚富人。斗争的结果，大都以官方的退让、妥协和农民的胜利而告终。（注：正岩“农民暴动の研究”、青木虹二“农民一揆の年次研究”、新生社、1966年。）另据成书于19世纪50年代的《列侯探秘录》，1854年久留米藩爆发的20多万人参加的农民暴动，系因藩主参觐交代的费用困难，决定在领地内每人增征四文钱而引发的，且农民最终也赢得胜利。（注：张荫桐选译：《1600-1914年的日本》，三联书店1957年，第39-40页。）
    六
    经过德川幕府前三代将军的努力，日本社会基本上完成了从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和平的开始意味着武士阶级作为职业军人，本身正在失去存在的理由。而当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渐渐固定下来后，人们对究竟追求什么样的生命价值也开始感到困惑。面对这种情况，统治阶级从中国引进儒学，完善了与武家政治相一致的、旨在约束武士行为、加强主从关系的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即武士道。与此同时，在大批商人与农民由于生活方式的奢侈与颓废而遭受破产、绝家的命运后，农民阶级、商人阶级也开始省视自身，遂产生了诸如二宫尊德、石田梅岩等代表农民和商人利益的思想家。儒教的伦理道德逐渐不再是武士阶级的专有物，农民和商人的存在也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同样被要求遵守可与武士道相媲美的农民道与町人道，即要求献身于自己从事的职业、忠于自己的主人，取信于顾客。豪农豪商们不再一掷千金，醉生梦死，而是在希望将军、大名的国家安定永续的前提下，把作为经营实体的家的安定和永续当作生活的最高理想与目标。安丸良夫曾经指出，日本民众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勤勉、俭约、谦让、孝行”等“通俗道德”，后来成为日本近代化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注：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年、第一章。）
    在思想文化领域，学问、艺术从公家、武家手中解放而出，趋于民众化，也是日本近世国民生活史上的重大的事件。（注：中村孝也“江户时代における町人に対する思想”、日本历史地理学会编“日本商人史”、日本学术普及会、大正14年、174页。 ）尤其是到了元禄时期，由于民间色彩日益浓厚，日本的文化甚至具有了一些类似西洋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性质。“在具有战国遗风的男性的基调之上，又凭添了豪华、清新、奔放的风格。这一文化的创造者多为平民阶级出身。贵族、武士、公卿们虽然与以往的文化关系深厚，但与元禄文化的关系却极为浅薄。……平民文化的展开与飞跃是元禄文化的一大特征。”（注：高须芳太郎“江户文学に现れる商人及ぴ商业”、“日本商人史”、 250页。）在城市中，与武士文化分庭抗礼的主要是町人文化，即商人文化。“甚至可以这样说，到了1700年，町人无论在财富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尽管武士们仍装腔做势地认为商人出身低层，职业卑贱，趣味庸俗，但商人们对什么是一本好书，一出好戏，一幅好画，以及什么是好的品行，都有了自己明确的看法及牢固的信念。”（注： G.B.Sansom:Japan:A Short Cultural History,The CressetPress,1931,p.465.）
    江户时期日本社会价值和文学艺术趋于多元化、扩散化和世俗化，究其原因，显然在于兵农分离后在武士阶级之外也产生和存在着学者、思想家与艺术家，在于这一时期社会的物质财富大都为民间拥有。“由于武士阶级经济基础的缺乏，使之不能成为学问、艺术的后援，自己也不能独占知识与文化活动的从事人员，从而使一般庶民的活动非常活跃。”（注：大石慎三郎编“江户时代と近代化”、筑摩书房、1986年、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