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国际联盟的决策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前文已经提到了国际联盟大会和国际联盟行政院形成决议的“全体一致”原则，但同时又规定，“如行政院报告书除争执之一方或一方以上之代表外，该院理事一致赞成，则联盟会员国约定彼此不得向遵从报告书建议之任何一方从事战争”(第十五条第六款)。后者实际上又包含了行政院的一致同意规则的主要例外情况，即争执各方所投的票数不计算在一致同意票之内这一极重要的规则。(50)但是这两项规定，不仅使大会和行政院的决策机制矛盾，导致这两个机构的权限分不清楚，而且容易使二者相互掣肘，无法有效工作，还可能使操纵国际联盟的列强对条文做出任意解释，使国际联盟实际失去对侵略行为采取任何有效行动的可能性。这一根本机制上的问题，不仅使国际联盟无力保护受到侵略的国家，更无法制止战争的发生。(51)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际联盟对这一侵略事件的既不援助中国也不制裁日本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直到1932年3月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宣布成立，国际联盟始终没有谴责日本是侵略者，不仅拒绝对其制裁，更拒绝援助中国，实际上是在鼓励日本不断扩大侵略。国际联盟维护世界和平这一重要的宗旨成了一纸空谈。(52)曾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对国际联盟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无所作为甚至偏袒日本的处理方式提出批评，认为“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53)
    (三)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殖民主义仍然存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无权作出决定、而殖民地宗主国视殖民地事务为自己的国内事务的年代，更无法制止战争。换句话说，国际联盟盟约予战争以可乘之机，不仅存在当事国不在场的情形下就对某个争端做出一致判断的情况，而且存在争端的起因属于争端方国内司法权限范围内的情况。(54)
    第二，国际联盟的权力极为有限，大国强权政治依然主导国际秩序。盟约规定，“国际协议如仲裁条约或区域协议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第二十一条)。尽管美国最终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但这一对美国的让步，使国际联盟对美国视为其势力范围的中南美洲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当1926年尼加拉瓜政府指责墨西哥政府涉嫌支持尼加拉瓜的政治反对派并将墨西哥告上国际联盟时，美国政府立即向尼加拉瓜派出了一支舰队，借口是要保护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而国际联盟则接受了美国的这种暗示，即维持中美洲的和平与秩序不是国际联盟本身需要关心的事情。同时，国际联盟也没有将埃及和英国之间的争端作为国际争端来处理。此外，对于一战后划归意大利统治的蒂罗尔的奥地利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德国境内的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国际联盟也无权过问。
    第三，盟约标榜要实行公开外交，但是并未废除战胜国之间此前订立的各种秘密条约，相反，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中的许多条款，恰恰是这些秘密条约的体现。例如，在巴黎和会上，英美等国为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日本签订的秘密条约，包括英、日共同瓜分一些太平洋德属岛屿、英国承认日本有权继承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特权的《英日密约》，美国承认日本在华有“特殊利益”、日本承认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的《蓝辛—石井协定》，便不顾中国的正当要求，强行作出了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权给予日本的决定。又如，对前奥斯曼帝国领地和德国前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国的选择，也与大战期间协约国于1915-1917年达成的一系列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秘密协定和备忘录，(55)以及日俄秘密协定和英日密约等直接相关。
    第四，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是帝国主义列强在战后世界被压迫民族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形势下，被迫对旧有的殖民体系进行的改造。它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并没有改变殖民统治的实质。之所以如此，正如E.H.卡尔所说，因为在实际上，受托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宣称他们代表国际联盟行动，是令人怀疑的。(56)在这种情况下，委任统治国就把被它们委任统治的领土当作不同程度的殖民地来对待，特别是在第三类委任统治地，其殖民地的性质更为明显。
    第五，由于美国始终拒绝加入国际联盟，(57)苏联长期被拒之门外，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相继退出，不受盟约的约束，国际联盟并不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从而使集体安全更加有名无实。
    第六，国际联盟成立的财政经济组织，是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组成的财政经济委员会。该委员会每年在日内瓦开会，并指导国际联盟秘书处的财政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还负责发行和监督国际联盟发行的各种公债。1920年和1927年，该委员会分别召开过涉及大战后的财政金融重建的财政金融会议和涉及减少关税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会议，但成效不大。因此，尽管该委员会为经济领域中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运作模式，列强却未能建立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也从另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列强的矛盾与短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通过国际联盟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是残缺不全的，这个国际秩序无法完成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宗旨与任务。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束手无策，对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反应乏力，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制裁半心半意，对被侵略国家的支持缺乏诚意。因此国际联盟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没有作出应有的贡献，实际变成了维护战胜国利益的“战后新秩序”，反而在客观上助长了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彻底破产，国际联盟也名存实亡。1946年4月19日，国际联盟正式宣布解散。
    就在国际联盟正式解散之前，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重建的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联合国已经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彰显了其缔造者深刻的战略思考。不仅如此，联合国所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以“大国一致”原则将制裁侵略的权力集中于安理会，也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对比，体现了大国的协调与合作，从内部机制上有利于保证集体安全。另外，联合国所规定的对德、日、意的殖民地和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实行国际托管计划，以及其实施的结果，使联合国关于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再有殖民制度的目标也基本实现。正是因为克服了国际联盟的一些重要缺陷，联合国才成为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机构。对于国际联盟的缔造者之一、英国的罗伯特·塞西尔子爵的那句名言“国联死亡了，联合国万岁”，(58)我们当做这样的理解。
    ①徐蓝：《20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一种宏观论述》，《历史教学》2013年第10期(下半月刊)，第3—13页。
    ②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1648年欧洲在经历了30年战争后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它确立了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的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开创了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国际争端恢复和平的先例，但没有建立有效的解决和处理冲突的机制。
    ③有关维也纳体系的内容，详见本文第一部分。
    ④1939年以前，人们从未使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而是将1914-1918年的战争称为“大战”(The Great War)，直到1939年的大战在欧洲再次来临，才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术语。
    ⑤国际联盟于1920年建立，而国际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正式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与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
    ⑥John Eugene Harley,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1; Alfred Zimmern,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Rule of Law,1918-1935,London,New York:The Macmillan Co.,1936; Lloyd E.Ambrosius,"Woodrow Wilson,Alliances,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Journal of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vol.5,no.2(Apr.2006),pp.139-165; George W.Egerton,"Collective Security as Political Myth: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 Politics and History,"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5,no.4(Nov.1983),pp.496-524; F.P.Walters,A Histo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vols.2,London,New York and 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2(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下卷，汉敖、宁京、封振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George Scot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London:Hutchinson & Co Ltd.,1973; F.S.Northedge,The League of Nations:Its Life and Times,1920-1936,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 Stephen Pierce Hayden Duggan,The League of Nations,the Principle and the Practice,Boston: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19(Read Books,2008; Hardpress Publishing,2012); George W.Egerton,"The Lloyd George Govern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9,no.2(Apr.1974),pp.419-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