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建筑之前，尽管两个德国在美苏的操纵下，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存在较大的矛盾和分歧，但毕竟都没有拒绝讨论德国统一问题。“柏林墙”建成之后，两个德国不但停止了讨论德国统一的话题，而且双方死死关闭了互相交流的闸门，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局面。除了上层彼此不接触、不往来之外，民间接触也十分困难。“柏林墙”只有七个过境站，实际上阻断了东、西柏林及西柏林与民主德国其他地区的一切交通联系，使两国骨肉同胞相互不能正常往来，人口200 多万的西柏林变成了一座“孤岛”。西柏林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联系也仅仅只借助于三条空中走廊、四条公路、四条铁路和三条水路。两国关系《基础条约》签订之后，双方人员交往虽然不断增加，但“柏林墙”仍然发挥着它的阻碍作用。不少民主德国公民出于各种原因，冒着生命危险非法翻越“柏林墙”，逃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逃亡流血事件经常发生。不难想象，“柏林墙”给两德人民带来了多么大的精神痛苦和灾难！
    “柏林墙”的建立虽然给民主德国暂时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环境，促进了民德经济的发展，但却进一步加深了两个德国的分裂局面，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情感上更大的创伤。
    三、“柏林墙”的开放导致德国统一问题的再提出
    只要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存在，只要“柏林墙”还仍然存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不可能成为现实。尽管如此，联邦德国也一直没有放弃统一的旗帜，并千方百计寻求统一的时机。东欧剧变导致雅尔塔格局的动摇，为德国统一提供了机遇。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支持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思维”影响下，以及西方政治势力利用戈氏的“新思维”对东欧进行煽动和干涉下，以波兰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1988年初开始先后出现政治剧变。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纷纷蜕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党，有的是将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改革导入歧途，有的是没有及时改革被反对派所推翻。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尤其是在波兰、匈牙利局势影响下，民主德国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国内政局也急剧动荡。动荡的起因是大批民德居民通过匈牙利、越过匈奥边界出逃到联邦德国（注：至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边界为止，约有8万民德公民出走到联邦德国。），其规模之大，是自1961年建筑“柏林墙”以来所从未有过的。虽然在《基础条约》签订以来两个德国之间人员交往不断增加，但两国居民之间并非可以自由往来，“柏林墙”仍然发挥着阻止两国人民自由往来的作用。民德公民潮水般涌向西方，极大地冲击着国内的政治局势。此时，又正值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之际。10月6日， 戈尔巴乔夫应邀前来参加民主德国国庆庆典。戈氏利用这一机会大谈他的“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告诫民德领导人要改革，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10月7日， 他与昂纳克会晤时说：“谁跟不上形势，谁就会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3.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 ,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7页。）戈氏的到来，无异于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加油。诚然，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在东欧国家中是比较高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人民群众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够、高级官员中享有特权、出国旅游受限制和领导人不改革有不少意见。因此，民主德国也确实面临着改革的问题。
    由于民德领导人没有针对民主德国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改革，在民主德国40周年国庆和戈尔巴乔夫访问之后，政治局势急剧恶化。在民德公民掀起出走浪潮的同时，从莱比锡开始全国又爆发了一股游行示威浪潮。游行群众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和按劳分配，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给民德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虽然接替昂纳克出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的埃贡·克伦茨表示决心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并公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草案要点；与此同时，政府也下令取消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反对派势力仍然不满，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在游行中要求“旅游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民德局势继续动荡不宁。在此同时，由于民德政府于11月1日重新开放了自10月3日以来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再次出现了民德公民又经捷克斯洛伐克出走到联邦德国的浪潮。在此情况下，民德统一社会党于11月9 日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注：S.布劳恩等编：《1990年10月3日：统一之路，1949年至1990 年文件汇编》（Sabine Braun usw.,3.Oktober Der Weg zur Einheit,Eine Dokumentation 1949-1990），慕尼黑1990年版，第78页。）。这一决定公布之后，人们潮水般涌向东德各边境站大门，等待出境。这一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民主德国自40年来第一次开放了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打开了两国之间长期封闭的闸门。
    实现两德的统一，是联邦德国一直刻意追求的目标。联邦德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只有在东西方相互谅解、消除对抗的气氛中和两德人民通过相互交流、强烈要求统一的情况下，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为此，联邦德国有志于统一的政治家们一直苦苦地等待着。“柏林墙的开放，铁幕不存在了”（注：希尔马尔·霍夫曼等：《欧洲的重建，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Der Umbau Europas,Deutsche Einheit und europische Integration），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1年版，第18页。）， 被束之高阁的德国统一问题有可能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正在波兰访问。当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于11月10日上午回国。科尔意识到“柏林墙”的开放，为德国重新统一提供了机遇。他早就希望通过民德发生的变化使两德人民接近，为德国的统一打下基础。现在民德宣布开放“柏林墙”，东西德之间可以自由往来，从而有可能将德国统一问题重新提出来。面对这一新形势，联邦政要欣喜不已。科尔高兴地说：“对我们德国人来说，现在是极其愉快的时刻”；联邦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于11月10日说：“昨晚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一时刻的到来意味着战后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科尔从波兰回国后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采取紧急措施以适应两德边界开放后给联邦德国带来的新形势。为迎接民德公民的到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对前来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都予以接纳，并规定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任何民德公民，每人的“欢迎金”由原来的30马克增加到100马克，只要民德公民过了边界， 凭护照或身份证就可以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领取。由于联邦德国的积极反应，11 月有50万人、12月有100万人到西柏林和西德探亲访友或观光旅游；至1990年初，去西德和西柏林的民德公民逾1000多万人次，通过各种途径在联邦德国定居的约有20万人。对此，西方人士认为，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边界，是两德“事实上重新统一的预兆”。
    “柏林墙”的开放，使联邦德国一些政治家改变了以前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等待观望、沉默谨慎的态度，也大造统一的舆论，认为德国统一问题“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纷纷探讨德国的重新统一问题。曾在“柏林墙”建筑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说：“柏林墙”的开放，可能标志着“向德国统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科尔更是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从内心感到历史的方向在朝统一前进”，“德国问题已摆上了案头”。在“柏林墙”开放不久，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就访问了柏林波茨坦广场的过境站。为了促进民主德国的转变，联邦德国政府经济部于11月4日宣布有条件地帮助民主德国发展经济的计划。 不仅政界对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极感兴趣，而且两德人民群众大多数都赞成统一。1990年初， 联邦德国有关机构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 85%的联邦德国公民赞成德国的统一，其中27%的人表示愿意将自己积蓄的钱奉献给祖国的统一大业。在民主德国，90%左右的人希望两德重新统一。虽然新上任的民德总理莫德罗认为没有理由讨论两德的统一问题，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稳定的基础，两德只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可测度的关系。但是，为了稳定民德的局势，他也想利用联邦德国的经济力量来改善民德的状况，因而急于用条约的形式把两德的经济合作固定下来，于11月17日提出了建立两德“条约共同体”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