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伯克否定了潘恩的社会契约论，针对性地提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说，阐明了他的社会观。他认为，“社会确实是一种契约”，但这种契约关系不能根据人们一时的利益和喜好订立或解除，它是与生俱来的，与社会同在。这种契约关系即普遍、连续的社会联系，只要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无法解除，并以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出来。（注：J·G·A·波科克编：《法国革命感想录》，84～85页，哈克特，1987。）可见，伯克的社会是历史地生成的，只能稳定、连续地演进，人们必须尊重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可以适时对它进行调整和改革，但不能根据先验的理论予以破坏、重构。否则，社会秩序就会受到严重破坏。
    潘恩等人坚持在社会中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剥夺，从而使自然权利学说成为一切革命和激进改革的理论武器。对此伯克是坚决反对的。伯克并非完全无视自然权利，但他大体上把自然权利严格限定在人的自然状态之中。自然权利或可用来解释政府的起源，但不能用来判断政府的事务。自然权利是可以剥夺的，人一旦结成或进入社会，为了享有整个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必须放弃自然权利；而且自然权利一经丧失，在文明社会之中就不能恢复。伯克指出：“人不能同时享有非文明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权利。”（注：《法国革命感想录》，52页。）在社会中，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是社会权利，这种社会权利是自然权利象光线一样经过大量的折射和反射之后的结果，它受到社会契约关系的种种限制。“对人及其自由的限制，应包括在他们的权利之中。”（注：《法国革命感想录》，52～53页。）
    2.关于政治社会的合法性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潘恩是这个时代的产儿。他奉理性为圭臬，把它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每个人都被赋予了理性。每个人只要运用理性，就能发现传统信念和偏见的错误与虚妄，领悟那些涉及社会和政府的自然法则。因此，把理性运用于道德和政治领域，让现存的制度接受理性的检验，人们就能发现其中的缺陷和不足，摆脱暴政和奴役。他相信理性是注入革命的最大力量。（注：《潘恩选集》，330页。）
    以理性为准绳，潘恩否定以历史、传统来证明现存制度的合理性。他明确否定诉诸过去的权利，而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权利建立适合自身需要的任何政治制度。实质上，潘恩主张现存的制度或政府要根据每个时代的人的普遍权利即自然权利来加以衡量和变革。不断地运用理性，必将迎来一个空前自由的时代。
    根据他的社会观，伯克强调尊重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它是历史地生成的，因而其合法性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诉诸历史和传统，伯克把他对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看法和英国光荣革命的制度和原则接续、统一起来。推而广之，伯克认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原则普遍建立在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因为社会和政治经验的来源只能是历史。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总结、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演进的。法国革命诉诸自然权利等政治思想，完全违背了法国自身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在理论上是虚假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伯克并不反对理性，但对理性持保留态度。他说：“政治应该适合人性，不应该适合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且决不是最大的部分。”（注：L·I·布雷德沃德、R·G·罗斯编：《埃德蒙·伯克的哲学》，86页，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60。）不过伯克虽不信任个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但他相信人类世代积累的经验智慧，它们体现在社会的习俗、风俗、惯例和成见之中。它们作为历史和文明的体现，哺育、制约并增进了一个社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举凡自由和财产的社会状况，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以及道德准则等等，都无一例外。它们都是约定俗成的，共同稳定并延续着社会秩序。由于它们历史的规定性，所以说伯克“思想的中心总是历史”。（注：艾林·斯坦利：《埃德蒙·伯克的生平和思想》，152页，约翰·莫雷，1988。）
    3.关于政治社会的建构
    在潘恩看来，社会生活的主要问题是在正确的原则上建立政府的问题。他首先对英国政府进行了激烈抨击，对贵族政治和君主立宪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断言，英国人民必须对英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早晚总要由他们来进行一次宪法上的改革，这一点就同法国已经发生过的那样肯定无疑。”（注：《潘恩选集》，203页。）
    潘恩推崇共和政体，由人民的意志建立的代议共和制是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因为这种体制“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是“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它“集中了社会各部分和整体的利益所必需的知识”，“不让知识和权力脱节，……摆脱了一切个人的偶然性”，并且“可以把世袭制的愚昧和不稳以及简单民主制的不利一扫而空”。代议共和制率先在美国得以实现。美国政府“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因而大规模推行了雅典实行过的民主政治，“正在成为现代社会人人赞美的目标和典范”。（注：《潘恩选集》，246～247页。）
    相反，伯克一生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维护英国光荣革命确立的政治制度和原则。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伯克针对法国革命的原则和英国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潮，为英国的政治制度和传统进行了有力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