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垂暮之年，伯克俨然成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斗士和精神领袖。这种状况固然出于他坚定的政治立场，但主要是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1791）以及《论与弑君者和谈的信札》（1795-1796）等一系列著作中，对法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准确的预见，同时对大革命的成因、性质、缺陷和错误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显示出成熟、深刻的政治智慧和巨大的思想感召力。
    对比一下潘恩在这一时期的遭际是很有意思的。潘恩曾说：“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故乡。”（注：利奥·顾尔科著、彭金瑞译：《潘恩：自由的使者》，32页，商务印书馆，1984。）所以当巴黎发生革命时，他便一头扎进革命的洪流之中。由于他对美国革命的贡献和《人权论》的巨大反响，他被推举为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在潘恩看来，这些事情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更是他政治信念的胜利。他坚信美国革命的榜样必然要传播到欧洲去，这种信念正在法国实现。
    但是法国革命的突飞猛进很快令他困惑不解，并进一步危及他个人的安全。根据他的政治理想，他和主张立宪共和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吉伦特派站在了一起，反对处死国王，因而与雅各宾派失和。继而他在法制溃坏、限价风潮等问题上，又和雅各宾派发生争执。此后，雅各宾派得势，“恐怖时期”到来，吉伦特派的领袖们大多成了雅各宾派革命恐怖的牺牲品，他也未能幸免。他被剥夺了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1793年底又被雅各宾派关进了卢森堡监狱，开始了10个月艰险的囚犯生活。他在恢复自由后得知，罗伯斯庇尔曾签署法令，欲将他审判处决，只是由于雅各宾派很快失败，他才幸免于难。
    这些重大变故对潘恩影响很大，动摇了他对人性和革命的乐观信念。雅各宾派的主张和作为使他看到了人性中非理性的一面，革命中的动乱和暴政则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而人性和社会的理性秩序是潘恩全部政治信念的基础。
    在《理性时代》第二部分的“自序”中，潘恩表露了他对法国革命的疑虑，并对雅各宾专政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在错误、有害的思想指导下，革命的原则却在纵容一切罪恶，“教会方面令人不堪忍受的迫害精神已经自行改变为政治，以革命形式的法庭，使审查一件事情有了场所；于是断头台和火刑柱胜过了教会中的火烧和柴把。我看到过许多极亲密的朋友遭到了毁灭……”（注：《潘恩选集》，408页。）他原以为“法国革命的特点是死伤极少”，（注：《潘恩选集》，125页。）而现在他觉得，罗伯斯庇尔等人在法国所做的事情“对于人类和对于我们所有的道德、正义的观念来说，都是骇人听闻的”。（注：《潘恩选集》，413页。）《理性时代》由于倡导自然神论备受误解和指责，但正是法国革命中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才促使他写作此书。大屠杀使他震惊，他感到对自然神论的信念有助于抗拒革命之中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保持整个人类的尊严。（注：格里高利·克拉依斯：《托马斯·潘恩的社会和政治思想》，177页，波士顿，1989。）潘恩认为，当时的法国人由于破除了一切旧的信仰而热衷于无神论，破坏了普遍的人权，才导致了恐怖和血腥，“因为恐怕在迷信、虚伪的政体和虚伪的神学整个破灭之后，我们会看不见道德，看不见人道和真正的神学”。（注：《潘恩选集》，348页。）
    为什么法国革命激化、发展到雅各宾专政这一阶段时，潘恩的政治立场会发生逆转，而和他的对手伯克表现出趋同和一致的倾向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透彻理解法国革命的进程和性质。从一开始，法国革命就和英国革命、美国革命不尽相同，它不象前两场革命那样主要止于政治革命，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社会大革命。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政治革命无法加以约束和控制，社会革命的色彩则大大强化，传统的政治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并夹杂着大量血腥、恐怖和暴力。在伯克看来，法国革命走上了一条颠覆自由和财产的歧路，而维护自由和财产正是伯克所保守的18世纪英国政治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潘恩所以转向，和伯克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在于参照法国革命的制度和原则，他对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解和伯克有共通之处。概括起来，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对社会秩序的肯定
    根据其社会观，伯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不言而喻的。
    潘恩虽然推崇理性的社会秩序，但他并不象卢梭那样，否定文明的进步、社会秩序的演进本身。他认为社会秩序“发端于社会的原则和人的天性”，是自然而然而且必需的。潘恩笼统地把文明与社会等同起来，把贸易和通商的发展看作是社会和文明的理性、自然法则的体现，正是这些法则维系着“个人与集体的安全和幸福”。（注：《潘恩选集》，229～231页。）
    潘恩认为，社会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重税、压迫和战争等等，其症结不在社会秩序本身，而在政府。由于“政府的体制出了毛病”，才造成了暴乱和骚动，因为“政府不是使社会团结，而是使社会分裂；它剥夺了社会的自然凝聚力，引起了本来不会有的不满与混乱”。他断言：“政府决不总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原因与手段，倒往往是破坏社会秩序的罪魁祸首。”（注：《潘恩选集》，231～232页。）因此，需要变革的不是社会秩序，而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