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恩对社会秩序的肯定突出表现在他的财产观之中。在他看来，维护既定的产权关系和革命的目标并不矛盾，革命并不需要财产的剥夺和瓜分，“瓜分财产的念头”“从没有进入过人民大众的头脑”。（注：《潘恩选集》，97页。）基于人性的平等和社会的不公正，革命应当实现平等，但平等只限于政治自由和民主，每个人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机会的平等，让勤奋进取的个人在一种竞争性的个人社会中脱颖而出，谋取利益。潘恩认为，平等并不是平权或平均财产，“有一点很明确，财产从来就是不平等的”。（注：伊萨克·克兰尼克：《共和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155页，康纳尔大学出版社，1990。）
    2.关于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方式
    伯克是主张改革的。这首先得自英国的政治传统。在他看来，英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乃历史上一系列改革的产物，其最大、最有意义的一场改革就是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的原则即“守成和改革”。（注：《法国革命感想录》，19页。）伯克的改革思想和他的社会观是高度统一的。把历史和传统作为社会秩序及其演进的依据，社会变革的合理方式只能是渐进改革。
    和伯克相左，潘恩主张革命，赞成革命，拥护革命，这似乎不成问题。潘恩曾一再投身革命，为革命呐喊、辩护。然而他反雅各宾派、维护社会秩序的立场不是和他的革命思想互相抵触吗？这就需要进一步澄清：潘恩的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他的革命允许走多远？
    潘恩的革命是理性革命，把理性和进步原则运用于社会的政治领域。潘恩认识到，“现在是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注：《潘恩选集》，216页。）但他并不希望看到一场社会革命，实现社会平权和经济平等。他反复强调理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力量，他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看作是理性革命的榜样，正是“日益扩大的理性范围”，美法这两场“光辉革命”才使英国的光荣革命“黯然失色”的。（注：《潘恩选集》，166页。）
    潘恩认为，理性革命是为了建立理性的秩序，消除战争，避免非理性的暴力和混乱。人们应该运用理性来预见革命来临，促进革命发生，而不听任它们发展成为骚乱，这才是明智的。（注：《潘恩选集》，216页。）在理性的原则指导下，“我们今后有希望看到一些革命或政府的更迭以同样安详的方式产生”，而“想用暴力去完成应当用理智去完成的事，这种做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恶劣的”。（注：《潘恩选集》，330页。）他还试图区分“积极的革命”和“消极的革命”：前者狂热、冒险、相互报复，后者则冷静地通过协商、劝导和说服来解决问题。据此，潘恩得出结论说：“如果所要获得的好处值得进行一场消极的、合理的和无需付出代价的革命，那么，舍此而坐等以致引起一场暴力革命的灾难来临实乃下策。”（注：《潘恩选集》，335页。）
    可见，潘恩虽然赞成革命行动，但“他并不提倡暴力革命”。他希望看到剧烈的变化，但从未劝告人民起来武装斗争。尽管统治阶级顽固反对改革，可能最终迫使人民使用武力，但他认为诉诸暴力并非迫在眉睫，不可避免。（注：H·T·狄金森：《自由与财产》，264页，伦敦，1977。）实际上，潘恩把他的理性革命等同于改革。他说：“改革也好，革命也好，不论你叫它们什么都可以。”（注：《潘恩选集》，328～329页。）
    潘恩的理性革命或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他要的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是政府或政体的革命或改革。他把政体的合理、进步与否看作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症结。在自由、平等的理性原则观照下，任何形式的君主制、贵族制都是过去那个封建时代陈腐、落后、反动的残余，必须加以彻底清理和根除。和伯克一致，潘恩政治革命或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自由，诚如他本人所言，《人权论》的宗旨是“捍卫自由原则”。（注：《潘恩选集》，109页。）
    三
    伯克、潘恩之间这种既存冲突又有共识、看似矛盾的情形，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方面，尽管伯克、潘恩的身世迥然不同，但他们皆出自英国的政治环境，从而为他们的冲突和共识提供了共同的社会和思想背景。就社会性质而论，英国从1640年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只是持续演进的过程，鲜有社会革命的色彩。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一切政治变革的归宿。而且，根据英国的政治传统，一切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归结为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限制王权，反抗暴政。在光荣革命以后，这种斗争主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进行，代议制度为自由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为改革提供了上传下达的中介机构，提供了制定和实施各项改革举措的场所，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18世纪末期中兴的激进主义运动，虽然借重了自然权利、人民主权等革命学说，但其斗争目标始终未脱议会改革的轨道，诸如年度议会、降低或取消财产资格限制、实现普选权等等，较之伯克等温和改革派，只是更为激进而已，为下层人民提出了更多的权利要求，以实现他们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无意改变和破坏社会秩序，发动一场政治社会革命。作为这一时期激进主义的主要代表，潘恩的思想只是更为集中、突出罢了。这就是为何当法国革命发展为一场激进、暴烈的政治社会大革命时，潘恩的思想会“右”倾、并且和伯克达成某种共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