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美国革命的政治实践确实使潘恩在英国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偏离。潘恩鼓吹北美独立，抨击英国现行政体，目的在于打破人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迷信，倡导实行共和政体。美国革命的成功，使他的政治理论得到了检验，确立了理性革命的原则，并且使他相信他“最心爱的美国”的政治原则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潘恩执意认为法国革命是“美国原则移植到欧洲的第一批丰硕成果”，“正是美国的理想打开了巴士底狱之门”。（注：见朱学勤：《风声·雨声·读书声》，151页，三联书店，1994。）在《人权论》中，潘恩对政府起源、政府体制、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都参照美国为榜样，这使他对英国政治传统和体制的批判更为直率、大胆，使他和伯克之间发生了鲜明、强烈的冲突。以美国革命原则为标准，表明潘恩对法国革命的原则和精神缺乏清醒的、现实的理解。事实上，“他根据自己的政治概念解释革命，自1776年以来很少改变”。（注：费纳西：《伯克、潘恩和人权》，180页。）因此可以说，伯克和潘恩的论战实质上并非英国政治传统和法国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英国政治传统和美国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
    这样，在法国革命的背景下，伯克、潘恩的一致和共识才可能显示出来。因为美国革命的制度和原则是扬弃英国政治传统的产物，本质上是和英国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虽然美国率先实现共和，在改进和完善政治体制方面走在英国前面，但英、美政治体制方面的一致仍然和法国等欧陆国家形成了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和各自不同的政治传统和革命原则紧密相关的。法国革命主要是在卢梭的思想或卢梭主义的广泛深入持久的影响下度过的，卢梭批评分权的政治理论，反对英国式的议会代表制，推崇那种小国寡民的直接民主制。他的理想政治设计体现在其社会契约论之中，国家至上，人民主权，却潜伏着专制和暴政的危险。这些政治理想在法国革命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而英美权力制衡的代议制的主要价值就在于避免卢梭式的政治设计所产生的那些问题。潘恩的代议共和制恰恰是为了解决卢梭式的难题。
    自法国革命以降，英国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冲突斗争中形成了渐进改革的英国式发展道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激进主义是历史的预言家，它总是走在历史前面，一切变革都是激进主义原则的胜利。保守主义则立足现实，它接受改革的实际成果，并把改革限制在温和、稳健的范围内，成为改革的制动闸。（注：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273～27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动态平衡是英国式发展道路成功的关键，改革要想顺利进行，两者缺一不可。伯克和潘恩缺一不可。对改革来说，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是具有互补性的，伯克和潘恩的冲突和共识提供了日后改革的前提、基准和方向。潘恩虽然不喜英国，背弃英国，批判英国，但最终仍进入英国的政治传统之中。
    从英国革命经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构成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一过程中，革命实现了它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在制度创新方面，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是显著的；在思想创新方面，伯克和潘恩是显著的。他们的冲突和共识代表着新兴政治力量巩固、保守和完善革命时代的政治成果的最后努力。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战则最终确立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地位。就革命目标而论，法国革命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开始向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