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根据秦二世派李斯等到碣石刻始皇功德碑“遂至辽东而还”的记载，认为碣石在辽东。这一看法，和其它文献记载不符。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东巡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文颖在碣石下注云：“在辽西累县，累县今罢，属临渝，此石著海旁。”《水经注》卷14：“濡水又东南至累县碣石山。”这是东巡碣石在汉代辽西郡的可靠证明。秦、汉的辽东、辽西两郡皆先后沿用，东巡的碣石在秦、汉时代都在辽西郡境内，而不在辽东郡境内。反对通说者以东巡的碣石当成秦长城东端的碣石，以在辽西的东巡碣石说成是在辽东，不但和文献记载不符，而且也和在东北发现的燕、秦、汉长城遗迹的考古调查资料不符。
    东巡碣石之地，在秦、汉时代是内地，距匈奴较远，不是和匈奴接近的边境地带，因此，东巡碣石之地，从无有关秦筑长城的记载，至今也未发现秦、汉长城的遗迹。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得知，在今山海关和河北省抚宁县的东北部，发现北周在大象初（公元579年），为防御故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的南犯，而修筑“西起雁门，东至碣石”（注：《周书·于翼传》。）的土筑长城。从当时北周的辖境并未超出平州的管辖范围来看，这一平州境内的碣石当是东巡的碣石，而不是远在乐浪郡遂城县境内的秦长城东端的碣石。隋代，为了防御高宝宁和突厥的联合侵犯，在北周长城的基础上又继续补修了从今北京东北到山海关的这段长城（注：康群：《秦皇岛市境内古长城考》，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2期。）。山海关一带的砖筑长城，是明代为了防御蒙古而修筑的，因已有详细的调查报告（注：罗哲文：《山海关长城的布局与建筑勘查记》，载《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罗哲文：《万里长城--山海关、居庸关云台和八达岭、嘉峪关》，载《文物》1977年8期。），不再重述。北周和隋代的土筑长城，以及明代的砖筑长城，均较燕、秦、汉长城内移很多，两者不能混同。尤其不能以明代长城的东端，当成秦长城的东端。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对东北的燕、秦、汉长城进行过多次调查（注：载李健才、刘素云主编：《东北地区燕秦汉长城和郡县城的调查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出版）。），对辽西地区的燕、秦、汉长城的方位和走向，大体上可以说已经搞清。辽东地区近年来也进行了一些调查，在抚顺的浑河北岸调查发现二十余座汉代烽燧遗址（注：孙守道：《汉代辽东长城烽燧遗址考-兼论辽东郡三部都尉治及若干近塞县的定点问题》，载《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2期。）。在鸭绿江西岸，发现一段从宽甸到长甸口北部山区的燕、秦、汉长城遗迹（注：王德柱：《鸭绿江畔发现燕、秦、汉长城东段遗迹》，载《中国文物报》1991年5月24日。），和在鸭绿江东岸即朝鲜大宁江东岸发现的古长城东西相连（注：朝鲜·孙永钟著，顾禹宁译：《关于大宁江畔的古长城》，载《博物馆研究》1990年1期。原文载朝鲜《历史科学》杂志1987年第2号。）。通过在辽西、辽东的长城考古调查可知，燕、秦、汉长城在东北的分布和走向是：“当由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一带，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至当时国境”（注：李文信：《中国长城沿革考》，载《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1集（1949-1984年）。冯永谦：《东北古长城考辨》，载《东北历史与文化》，辽沈书社1991年版。），由宽甸东过鸭绿江与今朝鲜大宁江畔的长城相接。这一长城的走向和文献关于辽水“自塞北东流”（注：《吕氏春秋·有始览》，高诱注。）、“夫余在长城北”（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夫余》。）、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东苏子河南岸的汉代古城）境内有小辽水（今浑河），“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注：《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丽县注。）的记载完全相符。
    燕、秦、汉长城在东北的分布情况，更进一步证实，在辽西郡境内的东巡碣石不是秦长城的东端。
    综合上述，关于列水、辽水、浿水（沛水）、碣石位置的推定可知，古朝鲜在辽东即今辽宁说并无可靠的根据，因此，为中外史学界所不取。
    关于古朝鲜的都城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朝鲜学者根据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提出新的认识，已经修改了过去认为古朝鲜的中心在今辽河下游的说法，认为“平壤是古代文化的中心”，“古朝鲜的首都和檀君的定都之地是平壤”。朝鲜学者认为，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实现于我们古代史领域中的一次事变”（注：黎允夺译，孤鸣鹤校：《关于檀君陵的发掘》，载《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1994年1期。摘自1993年10月朝鲜《劳动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