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不仅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她们还被排除在社会活动之外。在希腊人看来，妇女的位置是在家里，而参加社会活动则是男性的专利。色诺芬关于家庭分工的一段对话恰恰反映了这样的观念。某个名叫伊斯科马科斯的公民对他的妻子这样说道：
    啊，我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不同安排，我们应该尽量担负起各自的责任。法律似乎也鼓励我们这样，因为它将丈夫和妻子联系在一起。正如神使他们成为养育后代的伙伴一样，法律使他们成为家庭的伙伴。对妻子来说，留在家里比呆在外面更为体面；而对丈夫来说，呆在家里比参加外面的活动则更为丢脸。……当然，你应该呆在家里亲自监督奴隶们干家务。至于外面的活，则应该派奴隶去干……（注：色诺芬：《家庭经济》（Oeconomicus），Ⅶ，29-35。）
    因此，有身份的妇女绝大部分时间都应该呆在家里，而不应该抛头露面。她们不能观看体育比赛，也不能去观看戏剧表演。即使是参加葬礼，也有严格的限制。一年之中，妇女能够外出的机会唯有参加城邦举行的公共葬礼，还有每年第四个月举行的庆祝谷物女神德墨特尔的地母节。这个节日一般举行3天，它是一年中妇女唯一可以彻夜不归的时节。但这个节日完全是妇女的节日，男人被排除在外，而且只有成年妇女才能参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男性和女性被完全隔绝开来。而即使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活动的区间也十分有限。许多时候妇女只能呆在她们的内室里，因为习俗禁止她们见到陌生的男人。家里的客厅在希腊文中称“男人的房间”，它是举行酒会的地方，而照例有身份的妇女是不能出席这样的聚会的。
    在男性社会的意识形态上，希腊人把默默无闻、深居简出看成是妇女最大的美德。在公元前431年为牺牲的战士举行的葬礼演说上， 伯里克利这样告诫雅典的妇女：
    你们的光荣是不辜负神对你们的安排。女人最大的美德是最少为男人提及，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Ⅱ，45。）
    也就是说，男性社会的观念要求妇女完全退出主宰一切的男性的社会生活。同样的观念对男性自身的行为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即男性不能沉迷于同女性的关系之中，而应该尽量减少同女性的接触。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女性没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是毫无节制的肉欲的象征。而过度的肉欲则会使男性丧失节制能力，从而失去理性。另一方面，同女性过多的接触也会使男性沾染女人气，而丧失作为男性象征的优秀品质--勇气。在推崇勇气、以培养最为勇敢的战士而闻名希腊世界的斯巴达，男孩在年满7岁之后，就必须离开母亲的抚育， 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而负责培养他们的则是比他们年长的青年男子。这种生活一直要持续到30岁以后，已婚男子在30岁之前很少有机会同妻子相守。公开同妻子同居被视为是可耻的行为，他只能乘黑夜偷偷溜回家同妻子相会（注：普鲁塔克：《莱库古传》，15。）。而在这之后，丈夫同妻子接触的机会仍然有限，因为斯巴达城邦实行共餐制，男性公民必须集体就餐，连国王也不例外。
    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以及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隔离，使得男女之间不可能产生以感情为基础的爱情。爱情的双方在地位上必须是平等的，但在古代希腊，无论是在社会权利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平等的。因此，以感情为基础的爱即浪漫之爱只能是在同性之间。女性不是爱的对象，而更多的是男性之间建立社会关系与政治联系的工具，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关系中，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是次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新郎和岳父之间的关系。西居昂僭主克里斯提尼为其女儿挑选女婿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虽然希罗多德说他之所以选择雅典的迈加克勒斯为婿，是因为后者良好的举止与品德（注：希罗多德：《历史》，Ⅵ，128-130。），但实际上起关键作用的是他显赫的出身与家族势力。迈加克勒斯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阿克美奥尼达家族，克里斯提尼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无论如何，关系的双方是岳父和女婿，而事件的真正主角之一似乎完全消失了。传统上认为是公元前4 世纪雅典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德谟斯提尼的一篇演说在谈到婚姻时说：
    同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通过她生儿育女，以使子嗣得以进入家族和村社，使自己得以有女儿嫁给他人。我们眷养情妇为乐，纳娶小妾以服侍我们，但迎娶妻子以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充当我们家庭的忠实管家。（注：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LⅨ，122。）
    妇女的作用完全是功能性的。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德谟斯提尼对待妇女的态度都完全是理性的，而不涉及任何感情色彩。妻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是管理家庭事务的管家，而女儿则是建立社会关系的纽带。因为传宗接代是妇女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已经生育过的年轻寡妇尤其受到未婚男子的青睐。
    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男性就成了社会生活的主体。正是这样的单性环境成为滋生同性恋的土壤。古代希腊的贵族阶层是一个典型的有闲阶层。由于贵族家庭大多拥有数量不等的奴隶，贵族成员无须亲自从事维持生计的农业劳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贵族社会生活的中心是体育训练与酒会。由于体育比赛是表现贵族优秀品质的一个主要形式，体育训练也就成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在希腊的每个城邦都建有体育场、体育馆和摔跤场，这些地方不仅是体育训练的场所，同时也是社交活动的主要场合。希腊人十分推崇优美的人体，因此，当贵族青年进行裸体的体育训练时，其他的贵族成员常常聚集在训练场上观看。男性之间的这种亲密接触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温床。古希腊最著名的抒情诗人、底比斯的品达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体育馆里度过的，他以创作赞美运动员的抒情诗而闻名。据说他在阿戈斯的体育馆里观看他所热爱的运动员训练时去世，这时他已年逾80了。阿里斯托芬也提到“在摔跤场上游荡以勾引男青年”的行为（注：阿里斯托芬：《和平》（Peace），762。）。酒会是贵族社交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场合，其较小的规模和较为固定的社交圈子也使得酒会的参与者易于培养一种亲密的关系。又因为酒会同时是欢娱的场所，所以酒会和同性恋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和色诺芬都以酒会作为讨论同性之爱的背景，也许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许多以同性恋为主题的诗歌是为了在酒会上吟唱而创作的，因此它们也被称作酒会诗歌。在波西多尼亚的墓葬壁画中，男性的同性恋是作为酒会的一部分而被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