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元年在日本古代史上的重要性除上述年号的使用成为定制以外，主要在于《大宝律令》的制定。律为刑法，令则包括有关国家体制、官职官位、行政法规、田地、赋役乃至学校等等之类的规章制度，虽云仿效唐的律令，却多有日本本国的特色。于是，日本成为政令统一、法制齐备的“律令制国家”，面貌一新。
    日本朝廷在内政建设上取得许多成就的同时，在外交方面亦力求有所作为。自天智天皇十年（公元670年）以来，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历三十年之久。随着国力的增长和东亚国际形势的转变，终于在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正月决定重新派遣使节入唐，这便是第七次遣唐使。此次遣唐使以高桥笠间为大使，坂合部大分为副使，又特命粟田真人为执节使，权位在大使之上。旋因高桥另有任用，改由坂合部为大使，副使之职则由巨势邑治担任。除各执事官员以外，著名的诗人学者山上忆良作为少录而参加使团，道慈法师则以留学僧的身份随团同行。当时粟田真人任民部尚书之要职，官位为正四位下（相当唐的正四品下），故以他为首的遣唐使在政治上的规格甚高（注：王仲殊：〈第七次遣唐使のいきさつについて〉，《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1～15页，（日本）就实女子大学史学科，1994年。）。特别是粟田真人为编纂《大宝律令》的主要成员之一，学识渊博，而当时正值日本已成为律令制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事业亟待进一步开展以求取得更大成绩，故第七次遣唐使之向中国学习，不仅比以往历次遣唐使有更高的积极性，而且对唐的制度、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亦大有增强。
    第七次遣唐使一行于大宝二年（公元702年）六月末自筑紫（今福冈）启航，经南海路到中国楚州（州治为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在盐城县入境，同年十月之前抵达长安。中国方面派五品中书舍人在长安附近的长乐驿迎接，宣敕劳问，优礼有加（注：参见《续日本纪》光仁天皇宝龟十年夏四月条中领唐客使奏言，奏言之所谓“五品舍人”应是中书舍人。查《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中书省设舍人六员，官位为正五品上，可以为证。）。
    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帝，改国号为“周”。女皇帝在其在位的二十年（公元684～704年）中，总计在东都洛阳宫中执政凡十八年，只在临近最后的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月至三年（公元703年）十月的二年间移居京师长安大明宫，正好与粟田真人等来访巧合。粟田真人与中国的士大夫们交游，多受称赞，故两《唐书》称其“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云云。通览历代史书，这是中国方面对外国使者个人人品的最高评价。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武则天以皇帝身份在大明宫麟德殿设宴招待粟田，并授以官位为“从三品”的司膳卿之职，礼遇之高，实为前所未有。中国朝廷多有于正月元旦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朝贺之例，百官及诸蕃使臣参加。可以推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元旦，粟田真人作为来自日本国的使者，很可能在含元殿参列朝贺典礼（注：《续日本纪》（卷十九）、《日本后纪》（卷十二）记藤原清河为首的第十次遣唐使和藤原葛野麻吕为首的第十二次遣唐使分别于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元旦在含元殿参加朝贺，可为例证。）。
    据《续日本纪》记载，粟田真人于文武天皇庆云元年（公元704年）七月回到日本。自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之秋至四年（公元704年）之春，其在中国停留时间约为一年又半，足可广泛访问，多方考察，对京师长安城的了解尤为周详，自属意料中事。由于出色完成使命，日本朝廷对粟田大加褒赏，升官进位，以从三位（相当唐从三品）中纳言的官职成为朝廷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之一。副使巨势邑治在中国继续考察，延至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始得返国，而大使坂合部大分与学问僧道慈则迟在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公元718年）才随归国的第八次遣唐使返抵日本。据《扶桑略记》记述，道慈携来长安西明寺建筑设计图，日本平城京大安寺的营造即以此图为参考（注：参见《大安寺史·史料》（第104页）所引《扶桑略记》（天平元年己巳）有关记述，（日本）大安寺史编集委员会，1984年。）
    三
    以粟田真人为首的第七次遣唐使返回藤原京，其在中国习得有关制度、文化方面的许多知识为日本朝廷所重视，其所建议多被采纳。按我个人见解，在考古学上，与粟田真人有关的大小事物可举以下诸例：（1）高松冢古坟称为海兽葡萄镜的铜镜为其自长安携归（注：王仲殊：《关于日本高松冢古坟的年代和被葬者》，《考古》1982年第4期410～413页。）；（2）始见于庆云四年（公元707年）《王勃诗序》和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吉备真备祖母骨灰盒铭文的“则天文字”为其所传入（注：王仲殊：〈第七次遣唐使のいきさつについて〉，《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第9号14页，（日本）就实女子大学史学科，1994年。）；（3）粟田等的归国促使日本于和铜元年（公元708年）铸造本国称为和同开珎的钱货（注：粟田真人、巨势邑治分别于庆云元年（公元704年）、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归国，而和同开珎为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始铸。此钱仿唐开元通宝钱，故推测其铸造是受第七次遣唐使访问中国之影响。），等等。当然，就我在本文中所要论述的主题而言，最为重要的则是第七次遣唐使在中国的考察为日本新的都城平城京的兴建起了促进、推动的作用。
    庆云四年（公元707年）六月，文武天皇死，其母阿閇皇女于次年登位，是为元明天皇，改元“和铜”。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二月，元明天皇下诏在平城之地营造新都，是为平城京。从时间上看，这显然是受第七次遣唐使访问中国归来的影响。经过二年的营造，元明女皇于和铜三年（公元710年）三月率领文武百官自藤原京迁入平城京，尽管许多方面的大量工程须此后继续进行，才可使新都的规模臻于完备。自元明天皇和铜三年至桓武天皇延历三年（公元784年），日本以平城京为都城凡七代七十四年（图三）。
    平城京的位置在奈良盆地北部，南距藤原京约二十公里。都城北有奈良山，东有春日山，西有生驹山，是谓“三山作镇”，而南面则为开阔的大和平原，地势优胜，交通便利。据调查发掘所知，新都总面积约为藤原京的三倍半，其主体部分南北长约4.8公里，东西宽约4.3公里，呈规整的长方形。朱雀大路纵贯其间，路东为左京，路西为右京，而左京东侧又附有南北约2.3公里、东西约1.6公里的长方形区域，称为外京。宫城在都城主体部分的北端中央，其南面正门朱雀门与作为全城中轴线的朱雀大路相接。许多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路纵横交错，将左京、右京和外京划分为总共约八十个平面成正方形的坊，每边约510米。在左京、右京的南部设商市，各称东市和西市（图三）。
    与此前的藤原京相比，平城京在建制上模仿唐长安城的程度之大，可谓无以复加。如前所述，藤原京模仿的是未建大明宫前的唐长安城。与此不同，平城京模仿的则是大明宫建成后的长安城。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各点（注：王仲殊：《中国からみた古代日本》226～237页，（日本）学生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