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日本古代的许多史书中,《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六部史书被作为国家早期的正史而称“六国史”,皆用汉文写成。《日本书纪》成书于奈良时代初期元正天皇的养老四年(公元720年),是当时的一部大通史,所述自开国神话以下,虽有传说上的依据,实则难以置信,但大约相当公元5世纪以降的记事不能视为全属无稽,6世纪记事内容的可信程度颇有增加,而7世纪的各种记事则基本上可称正确。其次的《续日本纪》为7世纪末至8世纪后期以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为主的断代史,其记事起自文武天皇即位元年(公元697年),迄于桓武天皇延历十年(公元792年),前半部完成于延历十六年(公元798年),后半部完成于延历十三年(公元795年),可称当代所撰的史书,内容翔实。其余《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四部国史皆为8世纪末、9世纪平安时代初期的局部断代史,或记一代天皇,或记三代天皇在位期间的史实,编撰年代依次为仁明天皇承和七年(公元840年)、清和天皇贞观十一年(公元869年)、阳成天皇元庆二年(公元879年)、醍醐天皇延喜元年(公元901年),全属当代所撰史书,记事的可信程度甚高。 在《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四部史书的记事中,述及平安宫大极殿共计178处。其中,(1)《日本后纪》桓武天皇延历十八年(公元799年)正月七日壬子,(2)同书嵯峨天皇弘仁二年(公元811年)七月十五日丁未,(3)《续日本后纪》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公元845年)正月八日乙卯,(4)《文德天皇实录》文德天皇嘉祥三年(公元850年)七月二十四日己亥各条所述大极殿皆包含殿前的龙尾道。兹一一举引其原文如下。 (1)(延历十八年正月)壬子,丰乐院未成功,大极殿前龙尾道上构作借殿,葺以采帛,天皇临御,番客仰望,以为壮丽,令五位(相当唐五品)巳上宴乐,渤海国大使预焉,赍禄有差(《日本后纪》)(注:国史大系本《日本后纪》15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 (2)(弘仁二年七月)丁未,大极殿龙尾道上有云气,状如烟,须臾竭灭(《日本后纪》)(注:国史大系本《日本后纪》103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82年。)。 (3)(承和十二年正月乙卯),于大极殿修最胜会之初也,是日,外从五位下(相当唐从五品下)尾张连滨主于龙尾道上舞和风长寿乐,观者以千数,初谓鲐背之老不能起居,及于垂袖赴曲,宛如少年,四座佥曰,近代未有如此者(《续日本后纪》)(注:国史大系本《续日本后纪》174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81年。)。 (4)(嘉祥三年七月)己亥,大雨,大极殿前龙尾道十二丈为水潦所决坏(《文德天皇实录》)(注:国史大系本《文德天皇实录》16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81年。)。 关于“龙尾坛”、“龙尾道”两者是指同一实体,抑或有所差异的问题,据我管见所及,日本学术界大概有二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两者为同一实体,故在使用“龙尾坛”的名称时,用括号添一“道”字而作“龙尾坛(道)”,或在使用“龙尾道”的名称时,用括号添一“坛”字而作“龙尾道(坛)”(注:村井康彦:《日本の宫都》188页,(日本)角川书店,1978年。 佐藤信:〈長岡京から平安京へ〉,《(古代を考える)平安の都》(笹山晴生编)57页,(日本)吉川弘文馆,1991年。)。另一种则认为“龙尾道”是设于大极殿南庭(即朝堂院广庭)东西两侧的步道,经由前述的东西两阶而升登“龙尾坛”。后一种意见从龙尾坛前面设东西两阶以供登坛的实况出发,易于为人所理解、接受,故被影响甚大的著名辞书所采用(注:《广辞苑》(第二版补订版)2322页,(日本)岩波书店,1978年。)。 但是,从以上举引的平安时代当代的史书记述看来,“龙尾道”为一整体,高出地面,面积广大,实不可视为设在庭院平地的二条步道(图八)。因此,我认为,“龙尾坛”即为“龙尾道”,相互间无何区别可言。虽然“坛”、“道”二字字义相异,一般不可通用,但平安宫大极殿的“龙尾坛”亦称“龙尾道”,两者遂成同一实体。或许正是由于“道”字一般不通“坛”字之故,日本考古学者似乎多习惯于称“龙尾坛”,而避免使用“龙尾道”之词。据我最近重新检阅,文献史学者村井康彦所著《日本的宫都》书中言及平安宫大极殿龙尾坛,时或在“坛”字之后用括号添一“道”字而作“龙尾坛(道)”,时或单独使用“龙尾道”之名而称朝堂院广庭为“龙尾道南庭”,意向明确(注:村井康彦:《日本の宫都》188页,(日本)角川书店,1978年。)。对此,我深表赞同。 我在本文第二节详述文武天皇大宝二年(公元702年)第七次遣唐使访问中国,第三节又述庆云元年(公元704年)、庆云四年(公元707年)该遣唐使团执节使、副使的归国促进元明天皇于和铜元年(公元708年)开始营建平城京。如所周知,在此后以平城京为都城的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元正天皇养老元年(公元717年)、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光仁天皇宝龟八年(公元777年)又相继有数次遣唐使的派遣。进入8世纪末、9世纪以降的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之后,亦有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公元804年)、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的二次大规模、高水平的遣唐使团往访中国。历次遣唐使及随行的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在学习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等各方面的知识的同时,对唐的长安、洛阳两京建制和宫室规模的认识亦不断增长。 日本的宫都(此为日本学术界常用名词、指宫室、都城,本文借用之)之仿唐制,不仅体现于宫室、都城的建设规划,亦表示于门阙、殿楼、街路、坊市之类的名称。就平安宫而言,宫城南门仿唐长安皇城南门而称朱雀门,而朝堂院外南门则仿洛阳宫城南门而称应天门。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应天门前方的东西两侧又仿唐大明宫含元殿前的栖风、翔鸾二阁而建同名的二楼(注:井上满郎:《平安京再现》12、33页。(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90年。《平安京再现》卷首彩色复原图(大内裹と朝堂院)。)。可以断言,作为平安宫朝堂院的正殿,大极殿的龙尾坛(道)必因长安大明宫含元殿龙尾道而得名,是无疑义。当然,名称虽然相同,但建筑物形制的相似程度如何,则须就实际的具体情况作仔细比较,方可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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