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制主义向民主和议会政体的迈进
    如前所述，德意志帝国在建立之初虽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立宪为虚，君主是实。德意志皇帝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由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只是专制政体的一块遮羞布而已。然而，时过境迁。随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最终使德意志帝国的专制政治体制出现了向民主和议会政体转型的迹象。这种发展趋势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表现尤其明显。
    公共舆论的监督力度明显增加。首先，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人们对专制君主的言论表现出对抗的情绪。1893年，当威廉二世在高级军官的集会上威胁要将议会中的新军事法案的反对者们击得粉碎时，这一谈话在议会各集团中引起的只是不公开的、小心谨慎的批评。 然而， 到1912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是年5月， 当威廉二世威胁要将在阿尔萨斯-洛林实行的新宪法“击成碎片”并将帝国的这一直属领地“作为普鲁士的一个省”并入帝国时，全国立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个人政府”的运动。不仅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一些杂志以及巴伐利亚、符滕堡的一些期刊表现出对皇帝的言论的愤怒，而且自由党、中央党和保守党的许多报刊也警告这位君主“不要超越宪法的约束”。这一事件表明，宪法已超出了君主的攻击范围〔19〕，在人们心目中成了高于君主的东西。
    其次，公共舆论监督力度的增强还表现为人们对专制政府越来越不满。如前所述，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外交事务的权力是直接由君主来掌握的。然而，进入20世纪后，德国公共舆论对皇帝在外交方面的态度越来越敏感了。在1900年布尔战争期间，威廉二世曾出访英国。由于当时德国在南非有着巨大利益，英、德在南非矛盾尖锐，结果这位德皇与维多利亚女王以及英国王室的关系成了“德国爱国者们恼怒的根源”。
    1905年，德国为打破法国人对摩洛国的独占，确保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挑起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出访摩洛哥港口城市丹吉尔，声称要有效地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德国宰相比洛则以战争相威胁，要求法国同意召开国际会议，调整各国在摩洛国的地位。然而，1906年1月在西班牙阿尔杰西拉斯召开的国际会议上， 出席的会议14国代表中只有奥匈帝国支持德国，甚至连三国同盟成员之一的意大利也站到了法国一边。德国完全陷于孤立。德国对摩洛哥的野心因此而破灭。德国舆论界在失望之余，将德国的失败归于政府。结果，宰相比洛和威廉二世皇帝一起成了“阿尔杰西拉斯会议上失败的替罪羊”〔20〕。
    德意志帝国在专制政体向民主化和议会制政体转变的另一迹象是帝国议会的地位逐渐提高，作用增强。在波萨多夫斯基伯爵主持内政时期，政府就曾以首先与帝国议会多数派达成协议，然后使联邦议会面对既成事实的方式来争取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支持。1906年，政府还批准给议会议员每月400马克的津贴，并可在全德国免费乘火车。 这些都表明了议会地位的提高。1908年12月，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思想党等就曾趁热打铁，在这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详细规定帝国宰相的职责，修改帝国宪法，今后任何宣战必须得到议会的赞同。虽然后来这些议案没有得到通过，但议会还是获得了在质询时以多数决议确定议会意见的权利〔21〕。这样虽然不能推翻宰相，却可以表示对宰相的不信任。
    帝国议会作用的增强突出地表现在帝国的财政改革上。自德意志帝国建立以来，财政困难一直是困扰帝国的一个问题。俾斯麦曾戏言“帝国是各邦的包伙人”。从一开始，拨归帝国国库的关税、几种消费税以及帝国邮政的纯收入等就无法满足帝国财政的需要。到世纪之交时，由于军备开支、殖民扩张等，帝国的财政更是入不敷出。为了弥补预算赤字，帝国政府不得不发行公债。到1904年时，帝国公债已达30亿马克。1904-1907年德国政府要求追加预算，但因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而在议会中失败。为此，比洛不得不解散议会。后来，帝国财政部国务秘书聚多夫提出把遗产税扩大到子女遗产和夫妇遗产，并提高和新征各种消费税，以便解决财政亏空的提案。但是，这一计划又遭到多方反对。结果，征税提案又遭到失败。最后，比洛被迫于1906年6 月提出辞职。新任帝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接受由保守党和中央党组成的议会多数派有关财政改革的决议〔22〕。一个宰相因在议会中的失败而去职，这在德意志帝国史上还是第一次。更可喜的是，帝国财政改革最终还是顺从了帝国议会中多数派的愿望。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帝国议会的作用和力量确实增强了。
    当然，以上所及仅仅只表明了德意志帝国时期政治发展有向民主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从根本上说，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时期，君主专制统治仍然是德国政治体制的最基本的特征。
    从整体上看，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发展是滞后经济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德国在经济上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工业强国时，其政治上却依然是一个容克贵族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23〕国家。但是，本文所作的探讨或许可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政治的进步，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正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德国更趋一体化，从而使分离主义因素日渐减弱，帝国出现了从联邦主义向中央集权主义的转变；也正是国家的全面工业化，使得德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人们日益不满于原有的专制政治体制，从而推动着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向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迈进。
    注释：
    〔1〕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页。
    〔2〕〔7〕〔12〕〔18〕〔21〕〔22〕卡尔·艾利希·博恩：《德意志史：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75、276、652-653、329-330、469、471页。
    〔3〕〔4〕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2卷， 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3、93页。
    〔5〕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6〕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3页。
    〔8〕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4页。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
    〔10〕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Diether Raff, DeutscheGeschichte,Vom Alt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慕尼黑1985年版，第150-150页。
    〔11〕〔13〕〔15〕参见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33-435、384-387、404、404页。
    〔14〕樊亢、宋则行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简史》，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50页。
    〔16〕参见拙作《浅论近代德国社会保险立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
    〔17〕戴维特·布莱克博恩、吉奥弗·伊利：《德国历史的特色》（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German History.），牛津1984年版，第276-277页。
    〔19〕〔20〕罗伯特·赫恩顿·小法伊夫：《两次战争之间的德意志帝国》（Robert Herndon Fife,Jr:The German Empire BetweenTwo Wars: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Decelopment ofthe Nation Between 1871 and 1914.），纽约1916年版，第106、110 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第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