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交往促进民族经济的成长，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壮大的民族经济强化了北美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从而加速了北美对英国控制交往范围的突破。
    奉行重商主义理论的欧洲宗主国严格将殖民地间的交往范围限定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或同一宗主国内的不同殖民地之间。这就使早期的殖民主义国家内部充斥着各种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激化就积聚成了突破旧交往体系的力量。就大西洋糖业生产交往而言，英帝国之内的北美和西印度的岛屿，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交往的条件是两地的生产规模要处于一种能够互相适应的状态。而在糖业经济的交往运动中，英属北美的辅助性生产环节和英属西印度的种植、提炼环节的生产力运动，是在北美地域辽阔、西印度地域窄小，北美资本主义制度为主体、西印度种植奴隶制度为主体，这样极不相同的自然社会条件下进行的。结果在糖业经济的生产交往中，西印度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在严重消耗，生产力的萎缩状态下发展，生产关系的发展在相当时间内不过是原版复制，而北美则处于生产力不断更新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关系不断成长的状态。这对两者间经济交往关系的平衡发展是一个潜在的革命性因素，预示着北美必然要突破英国殖民主义交往体系对它的人为约束。
    这种突破经历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在早期，当北美的生产能力与英属西印度群岛对北美产品的吸收能力平衡时，这种突破力量就潜在于北美与西印度相依互助的和谐关系中，不易表露出来。随着北美生产能力的不断增强和英属西印度吸收能力的相对不足，北美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去消费其农产品，并输入必要的加工原料，以解决为进行奴隶贸易所需的廉价甘蔗酒的生产供应问题，这就激化了北美与英国殖民统治间的矛盾，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布罗代尔在论及18世纪中期的北美十三殖民地时曾写道：“美洲的商业活动自发而又活跃。即使别人不给它自由，它也会自己争取自由，不过它只成功了一半”（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北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深化，加速了北美对英国人为控制北美交往的突破。各种各样的突破力量和突破形式不断产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走私贸易的兴起。走私就是冲破英国范围内的各种禁令，将产品卖到非英属殖民地，并由非英属地引进生产原料。在北美商人的诸多走私场所中，不在英国控制之列的其它欧洲各国的西印度糖业诸岛是最重要的场所之一。据1730年的一项记载，1723年纽约市有16家酿酒厂，其生产原料全部来自法属马提尼克。由于法属西印度的岛屿不能解决粮食问题，因此，它往往以低于英国岛屿25%～30%的价格向北美出售糖与糖蜜，又以高于英属岛屿50%～100%的价格从北美殖民地购进粮食、木材、马匹等维持种植园生产的必需品。荷属岛屿也基本上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在这里，走私并不是北美资产阶级不光彩的资本原始积累形式，而是反抗英国殖民主义割断北美与世界市场的经济联系，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斗争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一次性买卖，而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扩力下因供求关系不平衡而助长的交往行为，故特别具有韧性，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也不管是什么港口、市镇、也不管是战时或和平时期，走私贸易交往愈来愈盛，到七年战争结束后已发展到英国难以控制的地步。
    走私延续了交往，这条交往的渠道虽不是合法的，却是有用的，正如A·施莱辛格指出的那样：走私有助于北美利用渔业、森林和肥沃的土地，建立城镇和都市，为船运提供货物，向英国商人和制造主偿还债务；当走私贸易交往成为习惯时，殖民地人就变成习惯性的藐视法令者。（注：A·施莱辛格：《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纽约1939年英文版，第39～49页。）其实英国没少颁布禁止走私贸易的法令，却收效甚微，其原因就在于英国力图用抑制交往去抑制北美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亚当·斯密曾很自豪地夸赞自己的祖国慷慨大度，给殖民地人在各方面享有完全的自由，除了对外贸易外。但偏是这一例外可谓事关重大，布罗代尔评论说“它直接和间接地束缚了整个殖民地的经济活动，迫使后者事事通过伦敦，依赖伦敦的信贷，尤其使后者必须置身于大英帝国的商业范围之内”（注：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3年中文版，第3卷，第470页。）。英国这种画地为牢的政策无视于北美作为国际生产一个环节而存在的事实。而事实是，不管英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控制，只要国际性生产离不开北美这一环节，北美和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就必然不断朝着突破英国殖民交往体系的方向发展。走私与反走私在美英之间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其实质就是突破与控制之间的斗争。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是英美间围绕交往所积累的种种矛盾的最后解决形式。所以当代有些史学家就很正确地指出：“自由贸易是美国革命的重要因素。”（注：P·K·利斯：《大西洋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83年英文版，第108页。）
    作为民族国家就必须积极参加世界整体的交往，尤其是经济交往，为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搬掉阻抑交往的各种障碍。作为研究者也必须研究世界整体的各种交往关系。这就是殖民地时代美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留给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