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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联共(布)领导层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史学月刊》 胡舶 参加讨论

1925年是布哈林思想发挥较充分的时期。他提出,要放宽农村政策,开放商品交易,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一文中,他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我们可以一举消灭市场关系。而实际情况表明,我们恰恰要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24〕布哈林主张通过利用和排挤私营经济,使农民经济走合作化的道路,逐渐把各种非社会主义成分改造为纯粹的社会主义成分。在布哈林看来,在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引入市场关系,其必要性有二:第一,为了在多元经济成分中寻找一个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正确结合点;第二,为了壮大社会主义成分的力量〔25〕。他指出,实践证明,企图彻底、迅速地消灭自由贸易,代之以有计划、有组织的分配,这种经济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在于:我们利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者的经济主动性,从而允许私人积累,这样,我们也就在一定意义上使他们客观上为社会主义国营工业和整个经济服务。”〔26〕布哈林认为,为壮大社会主义经济的力量,必须通过市场,利用市场机制。他指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通过市场关系和同私人资本的残余的竞争,将越来越增强自己的实力,越来越加强自己的威力,并且各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也将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的组织之中〔27〕。
    尽管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认定布哈林就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有此看法〔28〕。首先,布哈林主张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其最终目的在于消灭市场,实现由国家通过合作社进行产品分配的制度。他指出:“市场关系将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而被消灭。”〔29〕在布哈林看来,在当时苏维埃经济存在多元成分的情况下,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商品货币关系,才能达到排挤私人资本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消灭市场本身。其次,同其他联共(布)领导人一样,布哈林也始终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异己物,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把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成分的本质内涵和必然因素,只是在从私人利益的存在这一点出发论证市场关系的必要性时,才指出在社会主义成分和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联系中必须借助于市场这一重要环节。至于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之间的交往关系,布哈林并没有提到也需要通过市场。这就说明,布哈林还是把市场和市场关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外在因素而不是内在因素。而这正是布哈林在市场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所在。
    斯大林从摇摆回到战时共产主义的原因
    在布哈林同左派进行激烈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基本上附和布哈林的观点。1925年工业化方针提出来以后,斯大林的真实思想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并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理论体系。1929年,斯大林以国家行政命令手段取代了市场经济手段,以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取代了市场,致使新经济政策完结,市场夭折。斯大林个人的认识错误是导致新经济政策终止、市场夭折的最主要因素。因为斯大林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暂时的“退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他把正常的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列宁是要利用市场这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斯大林则是要“消灭”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由于国内工业的不发达而未实现工农业产品的直接交换,这是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贸易自由、商品流转自由,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并最终发展商业以建立工农间经济结合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思想在其1924年《关于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一文中反映得清清楚楚。在1926年《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斯大林又指出,“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而采取的一种政策,“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预计在‘退却’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30〕可见,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暂时的“退却”,其最终目的在于向资本主义转入“进攻”,从而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认识,斯大林把1926年以后划为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斯大林着重强调要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对新经济政策作上述阶段划分,目的无非是为加速工业化找借口,实质是想尽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结束市场,从而转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攻”。1929年斯大林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标志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开始。新经济政策和市场就这样被人为地结束了。
    一并分析斯大林50年代关于市场和商品货币的理论,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斯大林看来,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虽然还必须大力发展商业,使城乡经济结合起来,商品交换、货币和市场是不可缺少的,但由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因而由国家机关统一分配调拨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商品。只是生活消费品才是商品,才要经过交换。即便如此,商品的价格仍完全由国家制定,生产商品的企业和商业企业都无权变更。所以,商品货币关系只限制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生活消费品的交换领域内,市场也只有在这些领域内才起作用。因此,可以说,斯大林虽然表面上承认商品和价值规律,但实际上是否定的。他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而不承认生产资料也属于商品范畴;只承认价值规律在消费品生产领域起作用。可见,通过非商品经济道路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斯大林经济思想的实质所在。
    二十年代苏联在市场问题上留给后人的教训
    20年代苏联的市场经历了一个曲折艰难的发展过程,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一)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实践比尊重理论更重要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运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一次成功的实践。它从实物税开始,全面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商品经济联系在一起,给国民经济灌注了新的活力。新经济政策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肯定了商品经济存在的积极意义,并且从实践中探索控制和利用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列宁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计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是不断地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地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摸索着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均来自于实践,于实践中得益,从实践中发展。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只是继承了列宁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而没有真正领会和继承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实质,更没有掌握列宁从苏俄国情的具体实践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而且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他开始时支持布哈林反对“左派”的“工业专政”,最后又纯粹从理论出发反对从实践出发的布哈林,重新走上原来“左派”主张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个人悲剧之所在。如果当时联共(布)领导人真正从苏联实际国情出发考虑问题,不过早地实行工业化,继续完善和深化新经济政策,进一步开放经济,拓宽市场,让市场沿着健康的道路充分发展,那么,苏联的经济也许就不会走上畸形化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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