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本史观--上帝的复归
    这里所谈到的人本史观的“人本”，与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略有差别。它存在于文艺复兴时期，是相对在其前的中世纪神本史观和在其后的主观理性史观而言的。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的感性本能等“完整的人性”。因此，人本史观是把人置于社会的中心，强调人的各种本能、欲望、荣誉、尊严、自由等“完整的人性”的合理性史学观。
    人本史观最早产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是历史现实的必然反映。当时意大利地处东西方贸易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生产技术先进，资本主义在14、15世纪于意大利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萌芽后，并迅速壮大起来。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旧的社会藩篱，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位于意大利中心的的佛罗伦萨一大批性格奔放洒脱、多才多艺的巨人如破土之春笋，从中世纪神学冻结的冰土中脱身而出，来不及抖落满身的尘垢就高亢激越地为新世纪呼唤符咒。他们以新兴阶级所特有的热情和勇气，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一统天下的基督教神学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历史学领域，他们主张确立人的中心地位，弘扬完整的人性，排除上帝的影响，人本史观由此而产生。
    马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倡导人本史观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修史把重点放在有形的国家、城邦以及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中，不再关注那无形的上帝之城。他强调人的本能和欲望，认为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人的所作所为，他在《罗马史论》中写道：“任何人对过去和现在曾做过深入研究的话，都会看出所有的城邦，所有的人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被同样的欲望、同样的感情所驱使、所激发而行动”，认为“人能够对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注：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与桂鸠迪尼》，（Machiavelli and Guicciarl dini），普林斯顿，1965，第270页），他强调人的作用，他反对宿命论的消极史观，不同意“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中古史学理论，反之，他坚信历史学家可以掌握人类历史兴衰法则，通过研究历史推断历史发展方向，预见人类的未来，“如果想要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应该去观察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世间各时期的一切事件均可从古代找到其复本……既然这些事件是由人做出来的，而人具有同样的情感，必然表现为相同的结果……如果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保留着同样的习性，或是贪婪成性，或是轻诺寡信，或是某些其他相同的恶德或善行，那么未来之事也很容易由过去知晓。”（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Disscoruse on the First Ten Book ofTitus Kivius），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A.Gir-bert:Machiavelli:The chief Works and Others），第521页）此外，他还强调人对社会的强硬控制，以雄心勃勃、计谋多端的君主对抗“无所不为”的上帝。
    古希腊时代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曾把人置于历史的中心地位，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之命题，认为“超人”、“完人”、“至善者”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这种把人置于上帝位置的人本史观，到了万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中世纪，完全被神本史观所代替。在此种观点之下，人成了“盲从于上帝的工具”。马氏在历史观上再度将历史的重心从上帝之城转移到人类之城，他强调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通过否定之否定，最终完成了人为上帝的复归。
    三 “时代与世事在变化”--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
    如果说马氏是近代政治学领域最早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的政治家，那么，在近代历史学领域，他也是最早用人的活动来阐释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观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世纪盛行的神学史观，而且也显露出近代历史哲学的萌芽。所谓历史哲学，主要的标志是探求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揭示认识历史的方法。仔细考察《佛罗伦萨史》这部人文主义史学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丰富的近代历史哲学萌芽。
    辩证的历史哲学思想。晚于马氏近200年的历史学家维科，是人们公认的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历史观之出发点是共同人性的发展，马氏历史观的出发点虽然也是从人性出发，如他提出，历史事件之所以会出现相似性，“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但所不同的是，马氏在历史观上并不主张把社会动乱等，归结为人性的结果，他在《佛罗伦萨史》中指出：“千万不要把过去的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注：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商务印书馆，1982，第131页）。言下之意无非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虽然与人的主观因素有关，但人的主观因素绝非促进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唯一原因，实际上，一些诸如社会动乱等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不仅不是人性作用的结果，而是与时代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历史与万事万物一样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他说：“人间万事万物皆在不断变动之中，永不静止，所以国家自然也兴衰不定，人事常常是‘必然’使然，与理性无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207页）为此，他告诫统治者，如果他们“寻求使他们的个性适应于时代的事变，而不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个性模型来塑造他们的时代，他们本来会成功的”。他还认为，“时代与世事在变化”，一个不知道“改变他的行为方式”的君主，最终注定要失败，“如果时间与世态变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做法”。反之，如果“他能随着时代和世事变化而改变他的本性，命运就不会改变”。所以成功的君主总是力图“把他的行为方式适应于时代的性质。”（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17-120页）可见，马氏的历史哲学中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历史循环观”。既然马氏坚信，人类社会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控制的，这就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必然性；既然社会的动乱、人事的成败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时代，那么时代本身的变迁即历史的发展就不能没有规律可循，马氏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予以解决。他在《罗马史论》中宣称：“他要开辟一条前人所未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就是要从人类种种活动的现象中找出历史变迁的规律来。关于此，文艺复兴史的权威布克哈特明确地认识到了，他说，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把这个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成为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具有这种观点的人。”（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0-81页）
    在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上，他没有接受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家们的历史一线进步观，不认为历史在朝着上帝计划的预定目标前进，而是“捡起”了古代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的循环史观，并在其中加入了新的内容。即认为历史不是无限的、空洞的重复，而是象万花筒，几个有限的形式组合成无数新的形式。基于这种思想，马氏步早期人文主义的后尘，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由黄金盛世走向衰落的时代，只有复古才能再生，不同的是，他希望复兴的不是文化，而是制度，罗马的共和制（注：史学界认为马氏与人文主义学者有两大不同：一是人文主义者赞颂古希腊，他赞颂古罗马；二是他赞颂的是政治智慧，而不是文学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