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与政治结合--倡导历史为政治服务
    为实际政治斗争而著述，为政治目的而研究历史，是马氏研究历史的最大特点。马氏之所以主张历史要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原本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国家的统一和兴隆是他平生的抱负和愿望，他长期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在政治与历史的态度上，必定主张历史为政治服务，二是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相信历史的政治启导功能，认为历史必须为现实服务才有价值。
    基于上述原因，马氏主张研究政治必须与研究历史结合起来。他研究政治，不是通过探讨统治者应该如何来研究政治，而是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的不断钻研”，并经过“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1页）来进行研究的。他写道：“我的目的是想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现象方面……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其距离如此之大，以至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第73页）此段话我们可视为马氏研究政治的宗旨。从这段话我们也不难推论出，他声称从经验事实出发来研究政治，那么，他必定要借重历史事实而借重历史事实，他必须要研究历史。
    在马氏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家提供丰富的政治实例。《君主论》和《罗马史论》就是这类为政治家提供政治实例的著作典范。在这两部著作里，超越了传统道德和政治信条的政治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从《君主论》看，该书所用的事实几乎全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他说：“正如但丁说过的：‘如果不把已经见闻的事情记下来，就不成其为知识了。’我已经把我同古代人谈话所学到的东西记下来，而且写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竭力深入探讨这个课题，讨论君主王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12页）马氏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做的，例如，当他论及君主与时代的关系问题时，他以历史上的伟人顺应时代成功的实例进行论证，认为摩西、居鲁士、罗慕洛、提修斯等，他们之所以能开创伟业，成为功垂千古的伟人，是因为他们在依靠自己的才智的同时，也主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机会给他们提供物力，让他们把它塑造成为他们认为最好的那种形。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精神上的能力就会浪费掉，但是，如果没有那样的能力，有机会也会白白地放过。”（注：参见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译者序”第25页）该书始终专注于为君主统治提供大量的从古到今的实例上，目的在于使那些有识别力的君主从中甄选出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
    在《罗马史论》中，他先对政治现实作广博的观察，经过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来证明其结论。如当他注意到物质利益是国家的重要基础便援引古代罗马事例来说明，认为罗马贵族总是不经过特别反抗就把自己的崇高地位让给人民，当问题涉及到财产时，他们就如此顽强地保护自己，以致人民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转引自K·A·莫基切夫：《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36页）。此外，马氏以古罗马的“混合政府”来证实共和制的优越性，以法国、西班牙的君主制实例来论证意大利建立君主制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罗马史论》也是一本为政治家提供历史的和现实的实例的著作。
    如果说《君主论》和《罗马史论》作为政治著作，马氏在这两本书引用古今实例来证明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还不足以证明他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史》从前言到内容都明确地显示出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则完全可以证实马氏写史是为政治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在《佛罗伦萨史》前言中指出，他面临的是一个具有政治和历史两重性质的任务，他将此任务主要概括为叙述城邦内部斗争（注：马基雅维里：《罗马史论》，引自A.吉尔伯特：《马基雅维里：主要著作及其它》，第188页）其目的在于教育公民和君主。尽管《佛罗伦萨史》作为一部通史体裁的史书不允许作者挑出一个个事例进行分析，以引发一长篇政治评论。但他始终如一的遵守前言中的允诺，密切注视佛罗伦萨内部事务，一有适宜于以事例来论证政治观点的地方，他便尽可能地发挥和运用，从他叙述的内容看，多为他感兴趣的与建立和维护国家统治有关的题材。这不仅显露了其政治家的本色，而且也表明马氏写史的目的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
    用历史实例证明政治原则，从现实经验中抽绎出政治行为准则，这种做法使“历史事实不是淹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注：卡波特：《马基雅维里与文艺复兴》，（Chabod:《Machiavelli and the Renaissance》），伦敦，1958，第132页）。马氏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现实政治与古史结合起来，用于提取过去反复出现的政治教训的做法，实际上是把历史看作了对当前事件的注解。在他看来，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思考的结果。在这一点上，他超出了人文主义史学家对原则的辩护和解释的思想。
    综上所述，马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是显而易见的。他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从人本史观出发，根据经验观察研究人及其活动，打破了前人那种根据愿望或如同教会那样，按先定的模式和规定来写史的传统方法，使史学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他重视经验和事实，强化了人文主义史学思想中的现实主义观念成分，把历史视为前后相连、因果攸关的过程，成为19世纪历史主义史学的滥觞；他辩证地看待君主与世事的关系，从发展变化的角度探讨历史规律，拿这一点与维科相比，他也丝毫不逊色维科；他还通过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能控制命运的高度，打破了历史循环论；他在作史的目的上，与人文主义史学家截然不同他不是要“激起仿古的自由精神，而是希望激起人们去避免和扫除现存谬误的精神（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O.Ski-nner:《Machiavelli》），牛津1981年版，第80页），在使历史研究作为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启蒙史学家的特点，无怪乎不仅有人称他为伏尔泰的先驱（注：Q斯金纳：《马基雅维里》，第81页），而且有人评价他把“历史与政治紧紧拉在一起，激起后代西洋人活学活用历史、重史、好史及读史的好风气”，他“独特纯正的政治历史，合理的立论，流畅有力的笔调，使他能挤进文艺复兴史家的前列”（注：蔡石山：《西洋史学史》，第88、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