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萨汗夺权几乎是单枪匹马干的。1921年他带领2500名骑兵进军德黑兰，一枪不发就接管了政权。此后他用种种手段攫取权力，在1925年自封为王。他所建立的巴列维王朝是伊朗现代化的一个新起点，从此伊朗就踏上振兴国家之路。但这一历史转折既不靠体制内的改革，也不靠人民革命取得，伊朗似乎在依靠英雄创造历史。大约在40年之后，礼萨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曾这样说：伊朗当时需要一位“能人”，由他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扭转历史的潮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0页。）当然，这位能人就是礼萨。、
    礼萨是个现代的国家领导人，这一点当没有疑问。他致力于国家现代化，对此后人自有公论。《大英百科全书》说：礼萨“怀抱着一个信念，就是让伊朗获得新生，并且引导它走向进步。”（注：《大英百科全书》第10卷，1996年版，第15页。）20世纪初，亚洲许多国家开始觉醒，礼萨夺权就是这种新觉醒在伊朗的表现。但他夺权与亚洲其他国家不同：他没有一个“运动（如印度），没有一个“政党”（如中国），没有在久经考验的民族斗争中确立起来的个人威望（如土耳其的凯末尔），甚至没有军队（他带领的2500人哥萨克旅是沙俄帮助建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他还不具备伊朗社会所需要的任何出人头地的条件：他没有门阀，没有家族，当时伊朗盛行的部落力量对他也毫无用处。但他有一个有利条件，即他看了不少书，接触到不少新鲜思想，对伊朗的命运感到悲伤，并下决心要为伊朗效力。他成功的唯一基础就是正在兴起的民族情绪。在当时，谁能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打起来谁就能得到伊朗，哪怕他是个没有根基的行伍丘八。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宪法革命没有完成的事，却要由礼萨一个人去做。一个没有根基的现代化运动就要在礼萨领导下开始了，为此伊朗将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伊朗的现代化是强制的现代化，即一个现代形式的领导人强迫伊朗接受现代化，而民族的主体却被动迟延，不肯向前迈步。在这种情况下，礼萨唯一能动用的法宝就是在波斯已延续了2500年的专制制度，靠它用暴力强行推动现代化。专制在伊朗社会是人人都能接受的，礼萨既已攫取政权，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强权呢？这样，巴列维王朝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个专制的王朝，为创建现代国家，它只能使用专制的手段。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现代”国家，靠什么来维持其存在？只有靠传统社会势力的不反对。这就解释了巴列维国家与伊斯兰教什叶派僧侣之间的微妙关系：国家一方面厌恶僧侣，一方面又敢得罪教派，始终要把什叶派作为国家的宗教保护下来。
    早在建国之初，礼萨就未敢冒犯教派。礼萨本是个凯末尔主义者，主张建立象土耳其那样的世俗共和国。他曾说：“一个健全兴旺的共和政体，总要比一个衰弱腐败的君主政体优越得多。”（注：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3页。）1924年，他向议会正式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尽管议会没有反对，但教派却立刻发出警告：礼萨若建立共和国，教派将全力以赴加以反对。礼萨立刻让步了。作为交换，礼萨在登基典礼上说了这样的话：“我一直并仍将特别注意维护宗教的原则，加强它的基础，因为我把充分强化宗教看成是实现民族团结和增强伊朗社会精神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注：阿约曼德：《王冠上的头巾：伊朗的伊斯兰革命》（Said Amir Arjomand,The Turban for the Crown,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Ira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于是，什叶派伊斯兰教作为国家的宗教被保留下来，礼萨再也不敢象土耳其那样，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所以，在巴列维国家创建之初，伊朗的两大传统都未受到损害：一是政权的专制性质，二是宗教与国家不可分离。巴列维国家从一开始就深陷在传统主义的泥淖中，在政治与精神方面无所创新。这样一个传统主义的新国家却要把伊朗引向现代化，它该如何动手呢？
    二、巴列维王朝的现代化
    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巴列维王朝虽是新兴家族，却不得不采取传统君主的手段，用经济发展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礼萨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巩固政权，二是发展经济。巴列维王朝对现代化的理解正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保障伊朗人民巩固的和完全可靠的未来而施行的基本计划，是使国家工业化。”（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白色革命》，中译本见维利埃：《巴列维传》附录，第475页。）在这方面，巴列维国家是成功的。
    礼萨汗在位时，其主要精力放在巩固政权上，但他还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当时，伊朗经济已经崩溃，国家千疮百孔，贫弱不堪。一位外国观察家1926年曾经说：“波斯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除西藏、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外，没有哪个有组织的民族呈现出如此一种中世纪的惨象。”（注：尼吉·克蒂：《伊朗：宗教、政治与社会》（Nikki R.Keddie,Ira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纽约1980年版，第167页。）面对这样的困境，礼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国家财政，包括回收关税权、取消外国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建立国家银行、实行外贸垄断等等。这些措施使国家财政持续改观，收入从1922年的2.29亿里亚尔增加到1931年的4亿里亚尔，财政出现盈余。国家用这些钱兴建了一批纺织厂和加工食品、原料等小型工厂，使伊朗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礼萨执政十多年间，对工业的总投资达2.6亿美元（1美元合30多里亚尔），另有2.6亿美元用于修筑铁路。礼萨执政前，伊朗全国只有250公里铁路（主要供王室出游之用），1938年已达到1700多公里，包括著名的纵贯伊朗大铁道。礼萨特别注意交通与通讯，这虽说与他调动军队、镇压部落叛乱有关，但同时也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1900年，伊朗全国只有1200公里公路，而在1923-1938年间修筑的公路就达21000公里，并铺设电话线10000多公里。（注：伊萨维：“1925-1975年的伊朗经济”（Charles Issawi,The Iranian Economy 1925-1975:Fifty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载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George Lenczowski,Iran Under the Pahlavis），斯坦福大学1978年版，第130-133页。）
    礼萨的经济发展计划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由于礼萨有亲德倾向，英苏两国派兵进驻伊朗，礼萨被迫退位后，由其子穆罕默德·礼萨继位。战后，穆罕默德·礼萨象父亲一样花许多时间来巩固政权，并吸取父亲的教训，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政策，与美国密切结盟，从而把美国也拖进了维护伊朗君主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