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经济从50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出现经济奇迹，这首先得益于石油美元。1959-60年度，伊朗石油工业的产值大约是3.7亿美元，1968-69年度达到11亿美元。此后扶摇直上，1972年达24亿美元，1974年达174亿美元，1975年估计达到200亿美元。政府用这些钱大量投资工业，推动经济飞速增长。在1959-60年度和1970-71年度间，国民生产总值从38亿美元猛增到107亿美元，即增长181%，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此后经济发展势头更猛，1972-73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0.8%,1973-74年度增长47.3%,1974-75年度增长70.7%，也就是说，这三个财政年度中，国民生产总值翻了3.7倍，这是难以想像的奇迹！国民总收入增长速度也非常快，在这三个年度中分别为20%、34%和42%。工业是巴列维经济发展计划的支撑点，在第三个经济发展计划（1963-1967）期间，工业增值率达到年平均12.7%，第四个发展计划（1968-1972年）期间达到15.2%。第五个发展计划（1973-1978年）的预定指标是20%，其完成情况超过预定数。穆罕默德·礼萨曾预计到石油开采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从60年代起就有意识地扶植新工业，调整工业结构。这样，较老的纺织、食品、建筑三个行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从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钢铁、机械、机动车等部门的比重则显著上升。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包括电力、采矿、冶金、炼油、汽车、水泥、造纸、化工、机械、纺织、食品加工等部门，并开始向电子、原子能发电方面发展。总之，伊朗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们一致承认：“1960年以后工业在伊朗的增长速度之大，几乎在历史上举世无双。”（注：引文见伦茨佐夫斯基主编：《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第150页，数字见该书第135-149页。）70年代初，伊朗成了世界上第九个最富的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伊朗也成为军事大国。1954年，伊朗军费开支仅7800万美元，1974年跃增至36.8亿，3年之后，竟达到94亿美元！军费开支占政府预算的1/3，国民生产总值的9%以上。伊朗不仅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和一支现代化的空军，并准备组建远洋海军，还拥有最先进的雷达、中短程各式导弹、坦克和大炮，其空军的装备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刚研制出来的美制飞机还没有装备美国空军，伊朗空军竟已经有了。（注：参见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Fred Halliday,Iran:Dictatorship and Development），企鹅社1979年版，第71-72、94-95页。）巴列维王朝以工业化带动国家的强大，它的军事存在谁也不能无视。
    但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政治高压下取得的，伊朗的专制制度显然也登世界之极。礼萨统治时期，为平定内乱，几乎杀光了原有部落的所有酋长，各部落还要提交人质住在德黑兰，以便随时处置。为粉碎部落的反抗，礼萨强迫游牧民族定居，结果使部落人口大量死亡，农业没有上去，牧业生产反而下降了。礼萨对政治反对派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都无情镇压，他继承波斯一贯的传统，关押和拷打反对派，操纵司法，翦除异己，一些略有己见的高官大臣最终也不能见容于他，往往不是入狱就是被害。这种残暴的统治方式连他的儿子后来也很难为之辩解，因此他承认：当礼萨“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强制压服手段时，人们对他的爱戴逐渐变成了尊敬和屈服。”（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55页。）但事实上，后一个巴列维与他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的，他只不过更多地利用议会，让议会做他的橡皮图章而已。
    专制统治有以下这些措施。首先是操纵议会，使它成为专制的工具。穆罕默德·礼萨曾说：“伊朗宪法没有规定国王承担任何具体的责任，这是非常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其用意在于让国王凌驾于议会之上，不必象内阁诸大臣那样对议会负责。”（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1页。）在他统治下，一切政令出自于国王，议会只是逢场作戏。1957年以后，国王建立了一个规定的“政党制度”，他同时组织起两个政党，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反对党”，两党领导人都由国王任命，两党成员都是国家的高官重爵。1975年，他又取消两党制，下令组织单一政党，所有伊朗人都必须参加这个政党，以便“整顿伊朗人的队伍”。凡是支持君主、宪法和“白色革命”的（以下会谈到这个问题），都应该参加这个政党，不参加的人就一定是反对派，他们应该流亡，或者投入监狱。公开表明自己反对态度的人可以不被逮捕，但国王警告说：“他不应该抱任何幻想。”（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7-48页。）
    其次是控制舆论，不准自由发表意见。一切新闻媒体都在政府直接控制下，全国只有两家独立的报纸，但必须服从每月由安全部门发布的新闻审查口径。1975年国王下令书报检查机关只审查发行量达到3000份以上的出版物，而且在印出来之前不予审查。这使得出版商不敢冒然将书刊付印，一方面箝制了舆论，另一方面又扼杀了学术著作，从而达到思想禁锢的目的。
    三是灌输思想，控制学校教育。所有中小学都在政府控制下，进行忠君、忠于巴列维国家的教育。大学也在国家监管之下，教师随时可被解聘，校园中布满了特务，师生言行无不受监控。
    四是控制群众组织，一切群众团体皆为官办，不允许独立存在。
    但伊朗专制的最典型特征却是它的恐怖性，是它对反动派无情的镇压。恐怖统治的最重要工具是“伊朗国家情报与安全组织”（简称“萨瓦克”），这个组织在50年代为镇压民族主义反对派而建立，后来成为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镇压机关之一。1975年，大赦国际总干事提出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比伊朗更坏的人权纪录”，（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85页。）他主要就是指萨瓦克的镇压行动。萨瓦克在全国各地遍布监狱，对犯人酷刑拷打，花样之新，手段之毒，令人发指。其代理人在国内国外肆意横行，随时对伊朗公民实行暗杀、绑架等活动。其暗杀活动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在伊拉克刺杀了对国王最有威胁力的反对派领袖巴赫蒂亚里。巴赫蒂亚里是伊朗强大的巴赫蒂亚尔部落的首领，也是萨瓦克的第一任领导人。除萨瓦克外，还有一个机密机构叫“国王检查组织”，专门对高官重臣实行监视。此外，由15名上校组成的达弗塔雷·维杰赫组织是真正的情报安全核心，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底细。总之，王朝用重重迭迭的特务组织监视每一个伊朗人，一旦略有不慎，就立刻召来杀身之祸。
    平心而论，当国家混乱时，权威是必要的，舍此而不可有现代化，伊朗长期衰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但伊朗走的是欧洲国家16、17世纪的老路，即建立一个专制王权。穆罕默德·礼萨国王说：“从王国的角度看，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223页。）这与法国路易十四所说“朕即国家”并没有太大区别。二、三十年代，礼萨用强权统一伊朗，为伊朗发展创造了前提，但是当发展已成为现实时，强权是否仍然适用？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只不过为专制君主的存在提供合理性。恰如穆罕默德·礼萨所说：“当真理的光芒象初升的太阳一般普照大地之际，我看到了伊朗的帝制是行之有效的。正如它在昔日昌盛的年代有益于伊朗人民那样，今天在原子时代它仍然保持着美妙的青春，继续造福于伊朗人民。”（注：巴列维：《我对祖国的职责》，第443页。）这就是说：反对帝制就是反对真理，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国王的权力是国家发展的保障，专制制度应当永存。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社会就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力量发生重组，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不断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出现的新变化。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造成社会整体的失衡。而巴列维国家的专制性质恰恰让它不愿做到这一点，于是失衡出现了，终于造成翻船。它证明：工业化不能等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