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态度是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共同态度。因为对它们来说，现代化冲击首先是物质的--由于体会到现代化的物质力量，所以要追求物质现代化。但这样就必然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尤其象伊朗这种情况：发生在1921年的夺权行动保留了传统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但改换了一个新王朝。对这个王朝来说，现代化不仅是国家的需要，而且是它自身合法性的需要。亨廷顿说：在20世纪，传统君主比现代民族主义领袖更热衷于现代化，因为民族主义领袖刚刚领导民族取得独立，由独立而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传统君主则“必须以良好的政绩来证实自己的合法性，因此，他们便成了推行自上而下的宫廷革命的倡导者。”（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70页。）很明显，这种现代化只能以追求工业化为目标，否则就会危及政权存在的基础。巴列维的现代化之所以失败，其根子就在这里：除非王朝能勇敢地改造自己的性质。
    亨廷顿曾说：“不能将现代化过程简单地归纳为某一种因素或某一个范围，它包含着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一切领域的变化。”（注：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这样一个命题，伊朗的经历为它做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