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现代化的覆灭
    巴列维王朝不容忍别人分享权力，因此对一切潜在的社会力量严密监视，毫不留情地瓦解其政治存在。
    照理说，城市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他们应最支持伊朗现代化。城市中产阶级是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产物，早在礼萨时期，城市中产阶级就初具雏形。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城市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国家派许多人留学国外，回国后成为各部门骨干；工业化养育了现代工商企业，并造出大批新型工商业主；国营厂矿的经营人员和现代司法制度的律师、公诉人等等都构成城市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日益发展的高等教育则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化充满了希望。
    但专制制度使他们与国家对立。作为现代化的产物，城市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权，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巴列维王朝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这样做。王朝的许多政策就是为防范这种情况而制定的，其暴力高压，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针对这一点。这样做的后果是：尽管城市中产阶级支持现代化，但同时又“对一个建立在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权感到厌倦，这个政权把他们排斥在决策中心之外而喜欢独断专行。”（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3页。）哈里戴说得很尖锐：“伊朗国家是这样一个机构--它保证资本主义的再生与发展，却不直接对伊朗资产阶级的影响作出反应。”（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41页。）这使得现代化的方针虽有人支持，但巴列维王朝却无人喜欢。
    50年代初，城市中产阶级与王朝交锋，结果以惨败告终。
    交锋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冲突在石油国有化问题上爆发。伊朗是世界上最大的储油国之一，其储油量占全世界的9.5%，在沙特阿拉伯、苏联、科威特之后排名第四。（注：至1973年的数字，贝博·黑恩见克：《石油与安全》，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90页。）但伊朗石油一直控制在英国公司手里，英国政府从伊朗石油中获得的收入比伊朗政府还要多。这个问题在二战结束后变得突出了，1947年伊朗政府从石油租让权和税收方面只得到1988万美元，英国政府则得到5600万美元，此外，英国石油公司还有净利2688万美元。1949年签订新的协议，但按规定英国公司的纳税额还是不到总利润的一半，即其收入将继续高于伊朗方面。正在这时，1948年统计数字公布，伊朗政府收入3780万美元，英国政府收入7924万美元，英国公司纯利润5208万美元。（注：西·内·费希尔：《中东史》，商务印书馆，第671-673页。）这个消息使反英情绪迅速高涨，各地开始出现骚动，议会中出现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标榜的小集团，其领导人是摩萨台。
    摩萨台是恺加王朝一个公主的儿子，父亲任恺加王朝财政大臣达30年之久。他出身大地主却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言人。1944年他在议会提出不经议会同意不可再出让石油开采权，矛头直指巴列维王朝。战后，石油问题出现危机，他立刻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1950年12月，他提出石油国有化主张，当时的首相拉兹马拉于次年3月拒绝这一主张，4天后便被人刺死。民众的激烈情绪使政局危急，国王于是不得己任命摩萨台为首相，开始了石油国有化进程。
    石油危机代表着民族主义的大爆发，城市中产阶级是主要的社会基础，其中除了新型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外，旧的“巴扎”（注：bazaar，“集市”之义，不仅是商品交易所，也是旧式商人的松散组织形式，常卷入政治行动。）商人也卷进来，支持摩萨台的民族主义。由地主阶级多数组成的议会出于与国王权力的对抗，也站在摩萨台一边，并成为反对国王的政治指挥部。一部分僧侣也支持摩萨台。这样，几乎社会各阶层都参加进来了，组成了广泛的“民族阵线”。不久后，对抗扩展到政治领域中来，摩萨台以“国王统而不治”为口号，要求剥夺国王的权力。摩萨台实际上是在发动一场革命，革命的结果将是君主制垮台。在这种情形下，伊朗重复发生了政变与反政变，最终国王逃往国外。然而仅一个星期之后，国王就在无数群众高喊“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中重新回到德黑兰。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支持保王派反攻，8月19日，国王走出仅三天后，保守派军队就攻进了德黑兰。
    摩萨台犯了个重大的错误，即他越来越依赖人民党，而在伊朗人眼中，人民党只是苏联人的工具。英国和俄国都是伊朗的世仇，摩萨台因反英而打起民族主义大旗，人民党的亲苏倾向却使他丢掉了这面旗帜。渐渐地，僧侣中支持他的人离开了，议会中的地主阶级多数也离开了他，“巴扎”商人开始组织反摩萨台的暴动，后来带头高喊“国王万岁”的就是这些人。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最终回到国王那边去的人全都属于传统势力，摩萨台的真正支持者是城市中产阶级。国王回国后，对“民族阵线”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萨瓦克就是为此而建立的。民族阵线的瓦解标志着城市中产阶级作为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在镇压民族阵线之后，王朝继续执行石油国有化政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并没有根本分歧。
    接下来，国王便开始收拾地主阶级。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现代意义的地主阶级也是巴列维王朝创造的一个新现象，可说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伊朗土地制度原是一种部落所有制，部落酋长与地方豪强虽然在事实上控制土地，却没有明确的土地私有权。礼萨在位时通过一系列立法，使原先不明确的土地控制权变成了所有权，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地主集团。大地主在掌握土地的同时也掌握了议会，从而对专制的王权构成重大威胁。
    1962年，国王发动“白色革命”。“白色革命”的六点纲领（后来扩为12点）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改革。国王说得很清楚，“白色革命”是针对地主阶级的，“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大地主是“社会的寄生虫”，“作威作福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注：巴列维：《白色革命》，载《巴列维传》，第368页。）通过土改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被削弱，在议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丧失了。国王已完全控制了议会，大地主作为一支可以与国王抗衡的政治力量已退出政治舞台。最值得注意的是，土改方案最初提出时，议会曾两次加以否决，国王也两次解散议会，最后土改是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注：土改过程可参见W·B·费舍尔主编：《伊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章“伊朗的土地改革”。）
    照理说，地主是国王的天然政治盟友，培植强大的地主阶级，就是为王朝培植社会土壤。但巴列维王朝容不得任何人分享权力，因此也和对待城市中产阶级那样，王朝只希望它的社会存在，而不允许它的政治存在。大地主集团在王朝的碾压下也同样断为碎片，无法形成整体力量。
    这样，巴列维国王就可以放手实行他的现代化计划了。国王说：“君主制是统治伊朗的唯一手段……想做事就得有权，想掌权就不能寻求别人的同意或建议，不能和任何人商量决策。”（注：哈里戴：《伊朗：专制与发展》，第58页。）伊朗现代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环境中进行的，它是国王一个人的事，靠国王一个人推动。正如礼萨在20年代单枪匹马创建巴列维国家一样，他的儿子在六、七十年代也指望靠单枪匹马创造伊朗的现代化--当然，他的现代化仅只意味着工业化。
    穆罕默德·礼萨制服了两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但这两支力量无论如何都和他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城市中产阶级虽然最有威胁力，但同时也最支持现代化；地主集团对现代化的兴趣不大，但它至少是一支世俗的力量，它愿意支撑国王的政权。等这两支力量都被国王打下去后，所有的不满就开始向另一个方向汇聚了。这时候，一个蕴藏在伊朗社会最底层的传统势力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这个势力既反对现代化，又没有世俗性。它代表伊朗反现代主义的最深传统，同时又为巴列维王朝所最不敢冒犯。现在，什叶教派就要举起反巴列维的旗帜，而这反对巴列维，实在是因为这个王朝企图实行现代化（工业化）。